[編者按]壯闊東方潮，奮進新時代。40年改革開放，不僅全面改變了中國，更深刻影響了世界。林業產業作為實施這項基本國策的重要領域之一，在多個方面推出重磅舉措，在不同的歷史節點為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方案。為此，特梳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林業產業發展的40個關鍵詞，或只能浮光掠影，表達一孔之見，但求為讀者提供有益的信息或思路，為助推林業產業發展盡綿薄之力。
文/冷秋
改期開放40年來，我國林業產業以其為國民經濟建設和科技強國做出的突出貢獻，以其創造出的走在世界前列的輝煌業績引起世人矚目。
40年來，我國林業產業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在“生態文明”的響亮口號下從容地邁上了發展之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中國林業產業由小到大、由弱變強，不斷拓展壯大，在我國國民經濟基礎建設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40年崢嶸歲月，40載風雨歷程，我國林業產業在共和國歷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
今天，我們選取40個關鍵詞：改革、開放、領導、立法、承包、探索、綠化、治理、資源、防災；法治、轉型、造林、市場、科技、持續、生態、招商、傳播、協作；林改、家居、“入世”、出口、展會、升級、產業、信息、宣傳、組織；貿易、集群、責任、扶貧、研發、加工、品牌、服務、旅游、發展。希望通過“高瞻遠矚，改革開放開啟林業產業新篇章”“斗志昂揚，跨越艱苦歷程走向可持續發展”“意氣風發，生態文明推動中國林業大突破”和“任重道遠，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創輝煌”四個章節的梳理盤點，為中國林業產業留住記憶，再創輝煌。
高瞻遠矚
改革開放開啟林業產業新篇章
（1978-1988）
改革
中國林業產業發展史是一部坎坷史、艱難史、曲折史、奮斗史。
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后，我國國民經濟迎來長期快速增長。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產業，林業產業增長迅速，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擴大國民就業、保障生態安全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在整體林業產業發展中，有關林業行政管理部門的改革至關重要。
早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和政府就迅速建立起從中央到地方多等級的林業行政管理機構。1979-1988年的十余年間，無論是林業產業領域的機構設置，還是經濟管理體制、行政管理手段，都發生了不少重大變化和發展。業內普遍認為，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林業產業跨過恢復階段，進入加速發展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林業行政管理部門先后經歷了從林墾部、林業部與森工部分立、前林業部到農林部的變化，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木材供需的矛盾等較為突出，不易協調，從而制約了林業及相關產業的進一步發展。因而，不少有識之士呼吁要痛下決心，迅速扭轉森林資源急劇減少的局面。改革的決心如鋼鐵般堅強。1979年，原農林部被撤銷，分別成立農業部、林業部。同時，在中央的決策部署下，各省（區、市）的林業、農林廳（局）也相繼恢復或者重建，從中央到地方的林業行政管理體系逐漸形成。
依托較為獨立的組織機構，林業行政部門在這一時期做了許多重要工作，如加強林業法治建設、實施“三定”政策調動農民經營山林的積極性、推行植樹造林、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以推進森工企業改革等等，上下一心的貫徹落實，大大推動了林業生產力的發展。
正如中國科學院院士、第一任林墾部部長梁希先生所說：“我國森林機關絕少專名，大都與農業機關合并，合并固未為非也，而流為附庸，附庸猶未為損也，而流為駢枝，駢枝猶未為害也，而流為孽子……此中國近數年來森林教育、林業試驗、林業行政之所以陷于不生不死之狀態也。”因此，林業行政部門的獨立及其權責的明確劃分，是中央改革開放國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它也反作用于改革開放本身，為這股春風吹進林業領域奠定了行政基礎和組織基礎。
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后，以林業行政部門的改革為原點，我國林業產業管理體制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不僅在行政上更加明確、規范，更開始重視利用經濟杠桿來管理林業產業，逐步減少用行政辦法管理經濟，并輔之以法律手段，使三者有機結合起來，綜合地對林業建設進行宏觀調控，促使我國的林業經濟管理體制日益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開放
實行對外開放，是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基于開放的世界、開放的經濟的客觀要求。改革開放之前，林業長期被視為一項傳統產業，林業產業的內容被人為地局限在木材生產上，難以融入世界潮流、在更大的市場上產生效益、促進繁榮。
雖然自50年代起，我國便開始通過參加世界林業大會等形式與國際林業界進行溝通，但真正實現多領域合作則始于1978-1988年這段時間。該階段對外開放有著務實、多樣等特征。
首先，在森林資源方面，我國與周邊國家開啟了合作開發的新篇章，達到了優勢互補，為后續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當時，我國具有較好的生產能力、技術設備，而且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但是森林資源和資金不足。相比之下，俄羅斯遠東西伯利亞地區資源豐富但勞動力短缺、日韓等國森林資源絕對量不足但資金豐厚，合作空間都很大。針對這些國家，我國林業企事業部門首先開始了實驗性的合作。比如，80年代中期，東北內蒙古國有林區林業系統等開始對參與地區經濟交流與合作表現出極高的積極性，相繼在俄羅斯、日本、韓國從事森林采伐及其他業務活動；南方集體經濟林區在引進國外資金技術、設備，開展中外林業經濟技術交流合作方面獲得很好的收益。
其次，在林業產業貿易方面，林業產業的進出口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松香、木片、家具、珍貴木材、香菇和天然香料等傳統產品出口量不斷擴大。同時，我國除大量進口原木、鋸材和膠合板外，還開始大量進口紙漿、紙及紙板。據統計，這一時期平均每年進口額為9.8億元，充分滿足了我國生產建設和人民生活用材需求，在緩解森林資源危機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最后，在國際合作和發展森林旅游業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有益探索。有人統計，在這一時期林業系統累計利用外資6.74億美元，外資對林業發展的作用日益明顯。我國也開始對外直接投資，在外國興辦林業企業，同北美、南美和非洲等森林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接觸和探討，派專家考察相關生產項目。而如今大熱的森林旅游業，也在此時有了肇端，對外特色森林旅游項目異軍突起，國家森林公園開始修建賓館、餐廳、商店等設施……
功不唐捐，多樣的開放方式帶來了豐厚的效益。1979年，我國林業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5.56億美元，而這個數字在1990年前夕迅速增至45.26億元，增長了2.9倍。保持勢頭，穩步前進，及至目前，我國已成為世界上主要的林產品進出口國，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的開放新局面正在形成。
領導
早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八日，共和國締造者毛澤東同志在聽取中共林業部黨組副書記、林業部副部長李范五等匯報林業工作時說：“林業真是一個大事業，每年為國家創造這么多的財富，你們可得好好辦哪！”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相繼對林業寄予厚望。劉少奇同志曾指示：“要后繼有人，還要后繼有林。”周恩來總理更曾明確提出：“搞社會主義要保護森林。”這些論述無不強調了林業發展的重要地位。
當歷史的轉角回到改革開放的浪潮發展中，黨和國家領導人進一步將中國林業確立為長期性、基礎性、戰略性工作。鄧小平同志說：“植樹造林要一代一代永遠干下去”；江澤民同志說：“植樹造林要全黨動員全民動手”；胡錦濤同志說：“發展林業經濟，應對氣候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又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些重要論斷為中國林業發展奠定了前進方向，今天，讓我們一起在改革開放進行時，共同梳理中國林業產業發展40年，先從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起。
鄧小平一生十分關注林業建設。他關于林業工作的批示、指示和講話涉及范圍非常廣，幾乎涵蓋了林業建設的各個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林業建設思想。其中重要理論的有：
倡導全民植樹造林，改善生態環境。早在1958年，鄧小平視察貴州時便提出“要搞好綠化”。隨后，他又指出植樹造林工作的經濟意義、生態意義，號召植樹造林不僅要全民參與，而且要發揮部隊的作用，創造了軍民結合搞綠化的宏偉景象。同時，他在綠化技術和資金方面都做出考慮，加大對修復、增加林業資源規模的扶持力度。
主張尊重規律，統籌兼顧發展林業。鄧小平認為，要發展林業，首先要尊重規律，因地制宜，同時要統籌兼顧，協調發展。1982年11月15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駐華大使伍德科克時特別指出：“我們計劃在那個地方（西北）先種草后種樹，把黃土高原變成草原和牧區，就會給人們帶來好處，人們就會富裕起來，生態環境也會發生很好的變化。”此類論述諸多，體現出鄧小平同志優越的方法論和高瞻遠矚的長遠目標。
提出林業建設實行制度化、法制化。鄧小平認為，全民植樹造林是造福子孫后代的事，但是想要惠及百年，“應有切實可行的檢查和獎懲制度”。根據他的這一思想，中央先后制定了領導干部造林綠化任期目標責任制等重要舉措。同時，林業有了諸多法治手段的支撐，比如《森林法》的頒布實施等。
在中央領導的帶領下，林業系統奮勇爭先，在部門領導同志帶領下譜寫出新的篇章。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歷任林業行政部門部長（局長）為：梁希、羅隆基（森工部）、劉文輝、羅玉川、雍文濤、楊鐘、高德占、徐有芳、陳耀邦、王志寶、周生賢、賈治邦、趙樹叢、張建龍。改革開放后，林業領域領導同志的思想高度統一、一脈相承，始終聚焦于深化改革發展、實現轉型升級這一發展目標上。從植樹造林到生態文明，從開放市場到現代經濟和高質量發展，我國林業領域的面貌翻天覆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改革開放精神從未改變。
對于改革開放這一特殊歷史時期來說，以鄧小平等領導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及以歷屆領導同志為核心的林業行政部門的發展思想和貫徹決心格外重要。
立法
1978-1988的十年間，我國林業立法得到奠基式的發展。改革開放后，我國的立法理念逐漸由“國家本位”轉變為“權利本位”，即更加注重人民群眾的權利和幸福。對此，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只有把這種權利本位的觀念推及到林業上，林農才能自覺自愿維護政策法律秩序，國家林業產業才能得到可持續的發展。
在這樣的思想引領下，新中國第一部林業領域的基礎性、綜合性法律很快問世。1979年2月23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試行）》，成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第一部規范資源保護管理方面的法律。這部法律對林業資源培育、采伐、保護、發展和利用作出了一系列規定，使我國林業建設開始進入法治化軌道。在幾年的實施之后，《森林法（試行）》經過修改磋商，最終形成了1984年9月20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新修訂的《森林法》分7章42條，在穩定林木、林地的權屬，嚴格控制森林采伐量，對林業采伐和木材實行統一管理，對林業實行經濟扶持等多個方面進行了補充。1986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原林業部又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實施細則》。
《森林法》的頒布施行，對于有效保護和管理森林資源提供了強有力的法律保障，為建立完善的林業法規體系奠定了基礎，對于我國林業走上依法治林的軌道具有根本性意義。
與此同時，與森林法配套的各類林業法律法規條例也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之中，如《中華人民共和野生動物保護法》《森林防火條例》等都是在這一時期推出的。此外，省、自治區、直轄市人大常委會或政府根據《森林法》和林業行政法規規定的原則，結合本地區的實際情況，也紛紛制定出地方林業法規和林業行政規章。
有制度可循，還要有力量保障。1980年12月，林業部、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出《關于在重點林區建立與健全林業公安、檢查、法院組織機構的通知》。1984年5月，國務院批準建立林業公安局，主要擔負保衛森林資源安全、維護林區治安秩序、保障林業生產建設順利進行的任務。林業、政法、工商行政等部門相互配合，查處了一批毀林案件，打擊了破壞森林的違法犯罪活動，遵守林業法規的觀念深入廣大群眾內心。
承包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為進一步實現林業領域的改革開放，全國林業系統還實行了多種政策手段，不斷放寬企業發展空間，統籌協調投入產出，推動森工企業改革，其中一個重要舉措便是實行承包經營責任制。
20世紀80年代初期，承包經營責任制一詞開始進入森工企業視野。但這時，承包經營責任制的運行機制還在不斷地碰撞、完善之中。全國林業產業有了一定的改觀，森林資源的利用得到調節。不過，林業產業領域真正擺脫困境、實現加速發展，則要追溯到1984年。
那一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進一步為林業系統明確了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發展方針，為林業產業發展提供了抓手。在《決定》的影響下，經過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實行經濟責任制、利改稅、承包責任制等重大改革，林業領域增加了不少新的生機和活力，特別是在產業建設方面取得了成效。
這一時期，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關注國有林區森工企業森林資源危機、經濟危困的問題。1986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關于研究解決我國國有林區森林工業問題會議紀要的通知》，提出實行調減木材產量、逐年減少木材上調量、調整木材價格、增加森工多種經營貼息貸款、減免部分產品稅及增加林業投入等扶持政策。與此同時，林業部還明確提出森工企業要實行“以林為主，綜合利用，立體開發，全面發展”的方針，積極發展多種經營。
結合這些新的政策和新的措施，林業領域再次對承包經營責任制進行調整。1987年10月11日至13日，原林業部在北京召開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三省區森工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座談會。會議就黑龍江省森工總局、吉林省林業廳、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大興安嶺林業公司實行投入產出承包經營責任制問題進行了討論，并提出投入產出承包經營責任制初步方案要點。
1988年，結合貫徹《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暫行條例》，森工系統最終普遍推行了以“六包三掛鉤”為主要內容的承包辦法，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對控制森林資源過度消耗、促進更新跟上采伐和提高企業經濟效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8年-1988年期間，林業產業領域經濟的發展始終是以開放為方向，在承包制度中得到最終體現。在一步步得到完善的承包制度中，為扭轉森工“兩危”（資源危機和經濟危機）局面創造了條件。其結果是，政策實施三年后，全國森工企業僅靠多種經營實現的產值就達到了38.87億元。
探索
“摸著石頭過河”是改革開放初期的標志性語言。踩穩一步、再邁一步，大膽探索、穩妥求進更成為改革開放的一項重要精神內涵。
1978年-1988年期間，在整個林業領域，開展了諸多不同程度的探索。
總體來看，由于這一時期正處于森林觀念的轉型期，以木材為中心的傳統林業和主要表現為多功能兼顧的現代林業的矛盾統一，充分反映在各項相關工作中。與從前不同，改革開放后，我國出現提高利用森林多種功能和多重價值的效能、挖掘森林資源高效持續利用等現代林業的特征。在認識上，雖然以木材生產為主、不斷滿足經濟建設對林產品的需要這一指導思想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生態采伐與撫育并重效益觀念以及由此確立的工作方針開始具體指導林業活動；在實踐上，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展的植樹造林運動齊頭并進，對違反自然規律的采伐行為的處罰力度不斷增強。于是，“綠起來，活起來，富起來”成為這一時期我國林業發展的建設思路和理念。
具體來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由于人們對經濟建設和與國際接軌的意識顯著提高，不僅發現了林業產業新的生產經營領域和增長點，也嘗試了許多林業產業治理、保護的新方法。比如，動植物進出口貿易日益頻繁，相關貿易額較之改革開放前大幅增長，且進出口產品較之前有所升級；生物多樣性等方面得到重視，“大林業”的范疇被確立起來，各類動植物保護協會、研究學會紛紛成立；放寬農業經濟政策，確定林業生產責任制，調動農民經營山林的積極性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日后名聲大噪、在防治水土流失方面取得顯著成果的“三北防護林”也是在這一時期創新醞釀出來的。1978年11月25日，國務院轉批《關于在“三北”（東北、華北、西北）風沙危害、水土流失的重點地區建設大型防護林的規劃》，規定：從1978年到1985年，在此地區建設8000萬畝防護林，8年規劃實現后再對其進行進一步規劃。該工程橫跨我國西北、華北北部、東北西部的新疆、青海、甘肅、寧夏、陜西、內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遼寧、吉林、黑龍江等13個省（區、市）的551個縣（旗、市、區），總土地面積達406.9萬平方公里，占國土總面積的42.4%。在當時較為艱難的條件下籌備如此宏大的項目，足以體現黨中央和林業領域改革發展的迫切心愿、高瞻遠矚的大局意識和頂層設計的探索能力。
此外，林業主管部門在這一時期加大了對科研工作的獎勵力度。1987年，在中國林學會成立七十周年紀念大會上，中國科協、原林業部負責同志為取得林業重大科技成果的三個項目頒發了首屆“梁希獎”，為長期在邊遠地區和基層工作的同志頒發了“勁松獎”，從此，林業科技工作者前進探索的動力更足、勢頭更猛。
綠化
為了扭轉我國森林資源匱乏狀況，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倡導了一系列綠化祖國活動，可看作是群眾性植樹造林運動新的開端。
首先，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全民義務植樹是中國特有的一種全民性的、法定的、無報酬的、為國家和社會服務的植樹活動。1979年2月23日，在鄧小平的提議下，全國人大常委會確定每年3月12日為我國的植樹節，此舉顯然是全民綠化祖國、植樹造林運動的先聲。一年后，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大力開展植樹造林的指示》，明確提出“在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大規模地開展植樹造林，加速綠化祖國，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實現大地園林化，把森林覆蓋率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是全國人民一項建設社會主義、造福子孫后代的長期奮斗目標。”隨后，《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決議》《關于開展全民義務植樹運動的實施辦法》等文件相繼出臺，人民群眾參與植樹的積極性越來越高。正如英國林學家邁克爾所說，中國的義務植樹，為全世界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同時，在西北地區大力植樹種草。鄧小平同志對我國西部地區的綠化事業特別關注。他多次提出，要把植樹種草作為發展經濟、致富群眾、改善生態的重要措施，將植樹種草與改善生態、脫貧致富緊密聯系起來。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西北地區特色綠化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
除了積極倡導，當時，黨和國家還建立了切實可行的檢查和獎懲制度。鄧小平及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都曾特別強調，植樹造林要注重質量，保證時效。其中，品種管理、后期管理、提高成活率等成為幾個重點。黨中央為此先后制定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實行領導干部造林綠化任期目標責任制等，確保造林綠化的質量。
最后，鄧小平還特別重視發揮軍隊在植樹造林、綠化祖國中的作用。1982年1月，他對全軍綠化工作作出指示：“軍隊在植樹造林中，要積極地多做工作，除做好營區植樹造林外，營區外十公里范圍內，要與地方共同協商搞好植樹造林。”隨后，他對空軍參加支援農業、林業建設的專業飛行任務提出要求，促使飛播造林正式納入國家計劃，并取得巨大成就。
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我國的綠化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據統計，1982-1988年，全國每年參加義務植樹的人數達2億多人，植樹10億多株。截至20世紀90年代初，我國每年以植樹造林8000多萬畝、封山育林7000多萬畝的速度向前進展，人工造林保存面積居世界第一。
治理
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里，恢復和保護森林資源問題開始引起國家的高度重視。國家在加大木材生產任務的同時，逐步加強了對森林資源的保護，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等行動。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林業建設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是缺乏科學性的植樹造林活動、木材過量開采、防火防災水平不足、毀林開荒等，也造成了森林資源的急劇下降。因此，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主要天然林區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森林資源危機，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生態環境惡化和相關企業發展困局。用材蓄積林、風景林、防護林等人工林也遭受破壞。
針對這些情況，1981年國務院發出《關于保護森林發展林業若干問題的決定》，對林業未來發展策略作出調整。1982年，林業部又發出《關于國營林場、苗圃進行全國整頓的通知》，緊隨中央大勢開展國營工業企業整頓。幾個月后，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制止亂砍濫伐森林的緊急指示》，要求各地省委、縣委和縣人民政府采取果斷措施，限期制止亂砍濫伐森林的事件。此外，這一時期出臺的林業基礎性大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也對保護森林作出了規定。198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聯合發出《關于盜伐濫伐森林案件改由公安機關管轄的通知》，又從執法力量上為森林資源治理提供了保障。
此外，對于改革開放中發生的新問題，黨中央和全國林業系統也作出了積極的應對。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保護森林發展林業若干問題的決定》后，推行以“穩定山權林權、劃定自留山、確定林業生產責任制”為主要內容的林業“三定”工作，各地通過林業“三定”，基本上穩定了山林權屬，普遍頒發了山林權證書，改變了過去山林權屬不穩、界限不清、責任不明的混亂狀況，極大地調動了農民參與林業建設的積極性。198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取消集體林區木材統購統銷，放開木材市場。但由于山林承包責任到戶后，林政管理工作沒有跟上，木材市場一放開，我國南方集體林區一度出現了亂砍濫伐森林資源的嚴重局面，在其他地區，因為分田、分山、分林而導致的破壞森林樹木的情況也屢見不鮮。
對此，黨中央特別打出了一套組合拳。一方面，林業部在北京召開南方11省林業廳局長會議，討論研究南方集體林區木材開放以后的情況和問題。另一方面，出臺《森林采伐限額暫行規定》等文件，甚至制定了有關治理南方集體林區亂砍濫伐問題的專門性文件，將采伐限額的制定與執行等落實到制度和實踐之中。
這一時期也就野生動物保護等方面進行了整治，取得較好的效果，為之后《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問世奠定了基礎。
資源
為緩解木材供需矛盾，減輕東北、西北、西南國有林區木材生產壓力，盡快改變我國森林資源布局不合理、水土流失嚴重、生態急劇惡化的狀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相繼開展了“一個基地、四大體系、一項工程”為主體的資源培育建設，以期改善林業總體布局。
“一個基地”。1980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大力開展植樹造林的決定》，明確指出：“為了加速我國林業建設，盡快解決木材和經濟林產品供應不足的問題，各地應選擇條件較好的地方和適宜的樹種，大力營造速生豐產林，在資金和物資上給予重點保證，進行集約經營”。隨后在試點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的遠景規劃。
“四大體系”。即“三北”防護林體系、長江中上游防護林體系、沿海防護林體系和以東北平原、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和珠江三角洲平原為主體的平原防護林體系。其中，除長江中上游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正式文件出現較晚外，其他三大體系建設都已在1979-1988年間醞釀完成并正式推出。
此外，針對荒漠化問題，我國隨后還推出了一項治沙工程，雖然推出時間靠后，但卻與改革開放初期綠化草原的政策有不少相通之處。
在幾項森林資源保護方面的重點工作作用下，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每年以700多萬畝的速度向前發展。據統計，截至1990年，“三北”防護林共完成造林1.76億畝，保存面積1.1億畝，森林覆蓋率已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7.97%；平原農田防護林體系建設實現第一階段目標，全國918個平原、半平原縣中，已有516個達到平原綠化標準，實現林網化農田面積達到4.3億畝。這些大規模的生態建設工程，使我國相當部分地區生態環境得到改善，為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林業資源管理利用方面，也取得長足進步。1979年以后，國有林區企業認真貫徹落實“一下、一穩、三上”（把過伐林區木材產量減下來；木材產量穩定在一定水平；把開發新林區、更新造林與撫育、綜合利用和多種經營搞上去）的調整方針，深化改革，開始走出“兩危”的困境。經過十年耕耘，90年代初期，全國生產木材達到5807萬立方米，其中東北、內蒙古國有林區森工企業生產2002萬立方米，比1986年減少近1100萬立方米，已接近調整到合理定產水平。木材采運企業基本實現更新跟上采伐。已有10個國營林業局人工林面積超過百萬畝，還有13個林業局人工林面積超過50萬畝。國有林區已建立多種經營生產基地5000多處，多種經營產值以平均每年16%的速度增長。我國林業進入木材生產和生態環境建設并重的時期。
防災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各類森林災害頻發。由于開發失當，森林災害數量之多、發生之頻繁都是空前的。為此，黨和政府多次在相關文件中提出要重視森林防災。不過，真正使防治森林災害，特別是防治最普遍、破壞力最大的火災成為全國林業系統一項重點工作的，卻是1987年的大興安嶺火災。
當年5月6日至6月2日，大興安嶺林區發生特大火災。這是建國以來毀林面積最大、傷亡人員最多、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次。大火經久不滅，貪婪的火舌席卷了整個林區，造成人、畜、林等損傷無數，引起全國人民的關注。根據當年統計，這場大火造成的直接損失包括：過火有林地和疏林地面積114萬公頃，其中受害面積87萬公頃；燒毀貯木場存材85萬立方米；各種設備2488臺，其中汽車、拖拉機等大型設備617臺；橋涵67座，總長1340米；鐵路專用線9.2公里；通訊線路483公里；輸變電線路 284公里；糧食325萬公斤；房屋 61.4萬平方米，其中民房40萬平方米。受災群眾多達10807戶，56092人，其中死亡193人，受傷226人。
火災發生后，有關部門迅速組織救援。林業部撲火領導小組救災辦公室一方面調配人員撲火，另一方面開始收集全國各地向大興安嶺災區人民捐獻的資金、物資，并立即送往災區。5月18日，林業部成立統籌國外援助工作小組，引導國外愛心人士參與救援。經過58800多位中外軍民的融合奮戰，火災終于收焰熄滅。
災情過去幾天后，國務院便召開全體會議，討論關于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事故的處理問題，會議作出《國務院關于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事故的處理決定》，并作出對相關同志的處分決定。隨后，國務院、全國人大又先后深入追究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事故責任，對有關責任人進行了嚴肅的處理。
客觀地看，這一次火災雖然造成了森林財產的巨大損失，但也為我國防范處置林業災害積累了有益經驗。此次處理災情的過程中，輿論引導、號召群眾、統籌國外救援力量以及事中事后的責任追究機制等得到探索，已初具雛形。
同年10月9日，國務院批轉林業部《關于加強森林防火工作的報告》，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要把森林防火工作擺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切實加強領導，落實責任制度。在此基礎上，經過對此事件中的經驗教訓總結，1988年，國務院正式發布《森林防火條例》，使我國森林災害防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森林災害防治體系建設邁出重要一步。
斗志昂揚
跨越艱苦歷程走向可持續發展
（1988-1998）
法治
經過十年摸索與積淀，中國林業法律體系初步形成，林業建設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1988年-1998年這段時間，便是在此前基礎上對林業法律法規進行補充、完善、深化的階段。同時，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理念不斷深入人心，林業建設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法治化特征。
其一，林業法律法規廣度有所擴展、高度有所提升。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林業領域立法集中在林木保護方面，對其他森林資源及林業資源涉及較少。1988年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例》等相繼頒布施行，從作用領域方面對原有林業法律法規做出了補充。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水土保持法》又得以施行，將林業立法的意義上升到生態安全層面。
其二，林業法律法規更加細化，針對林業相關建設各個環節的法律法規開始出現。比如，1989年，國務院頒布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管理條例》，林木種苗事業邁入法治化建設和管理的軌道；1990年，林業部頒發《木材運輸檢查監督辦法》和《木材檢查站管理辦法》，對木材木料的運輸、檢查等方面作出規定。
其三，行政執法的機構設置更加完善、有力。1989年1月16日，國務院、中央軍委以國發[1988]4號文批準森林警察列入武警序列，全部實行現役。1990年，林業部、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區林業、公安部門發出通知，實行林業公安領導干部“下管一級”制度，以加強林業公安隊伍管理。同年11月12日，林業部批準政策法規司成立法律事務處，對外稱林業部行政復議辦公室，增強對林業法律事務的綜合處置能力。此外，這一時期，林業部門還為森林公安下放了代行行政處罰權，以此來加強對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罰、威懾力度。
其四，法律法規的貫徹力度顯著增強。1995年4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的決定》，并于同日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簽署第三號主席令予以公布，自1998年7月1日起施行。法律頒布僅2天后，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和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國家林業局便在人民大會堂聯合召開貫徹實施《森林法》座談會，敦促各地區各單位貫徹落實林業法律法規。
此外，對各有關單位開展從業資質許可審批和統一管理，也是該階段法治化特征的一個重要表現。1989年5月31日，林業部印發《關于加強林木采伐許可證管理的通知》，開始實行全國統一的林木采伐許可證制度。1995年，林業部發出《關于實行使用林地許可證制度的通知》，決定從1995年起在全國實行使用林地許可證制度，并對林地許可證的使用范圍、審批單位與權限等作出明確規定。
轉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抉擇，開啟了我國的發展新紀元。為積極響應、落實基本國策，自1979年后，我國林業領域先后推行多種搞活經濟、改善經營的改革舉措，推動中國林業逐步走出“兩危”困境。這一時期，林產工業發展步伐加快，一些設備、工藝先進的大中型人造板廠相繼建成投產，同時各大林場開始把工作重點轉向科學經營森林，均取得不菲成績。
不過，由于自身資源匱乏及調控失當，放開木材經營后一度出現市場秩序混亂的狀況，國家林業產業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加重了資源趨向枯竭。黨中央、各部門敏銳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為扭轉局面作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調整舉措。
1995年9月底，黨中央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這份文件提出，實現“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關鍵，在于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改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
這些內容，在一個月前林業部制定、國家體改委和林業部聯合頒發的《林業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綱要》中已有所體現。《綱要》規定：“森林資源培育要按照森林的用途和生產經營的目的劃定為公益林和商品林，實施分類經營、分類管理。”12月，林業部在廣州召開的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進一步明確了建立比較完備的林業生態體系和比較發達的林業產業的目標，重點部署了分類經營改革工作，力圖根據市場預測定向培育森林資源，將基地建設和后續加工緊密結合起來，實行貿工林一體化經營，從而實現市場導向的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集約經營，同時關注森林生態效益的提高。
人們普遍認為，《綱要》的頒布實施，使我國林業改革進入新階段。實現分類經營對于推動我國林業經營方式、管理制度、評價體系、組織體系等一系列相應變革有著重要意義，大大加快了我國林業建設的步伐。各省（區）相繼于1996年開展森林分類經營改革試點工作，并以此為基礎逐步深入地在調整林業產業結構，完善林業產業政策，建立森林資源林政管理和森林資源監管、運營并重的管理機制，建立布局合理、規則健全、管理有序的林業市場體系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探索。
此外，為了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林業領域還在推進山區綜合開發、開展“科技興林”、發展綠色產業等方面頻頻出擊。因此可以說，1988年-1998年，是中國林業實現轉型的關鍵階段，是進一步開啟可持續發展道路和科學發展的重要節點。
造林
如果說上一個十年是播種的季節，那么1988-1998年則是中國植樹造林運動豐收的季節。這一個十年間，全國植樹造林運動如火如荼地持續開展，森林培育取得顯著成效，我國森林資源入不敷出的局面開始扭轉。
首先，植樹造林相關政策更加完備。1990年9月1日，國務院批復《1989－2000年全國造林綠化規劃綱要》，并對實施《綱要》提出四點要求。這份《綱要》提出了到本世紀末我國造林綠化的指導思想、奮斗目標、總體布局、建設重點和實施措施，是我國造林綠化工作的重要指導性文件。1993年，國務院又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造林綠化工作的通知》，提出在加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進一步加強造林綠化工作的十條重要措施和要求，其中特別強調了堅持和完善各級領導任期造林綠化目標責任制，增加造林綠化投入，抓好重點工程，總體推進造林綠化水平的重要意義。
其次，專項建設工作取得成果。1989年12月，林業部在北京召開“三北”防護林體系建設工作會議。會議總結了“三北”防護林建設取得的成就，明確了今后的任務。“三北”地區的13個省、市、區的主管副省長、林業廳(局)長及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作為建國以來開展最早、最大的植樹造林專項工作，對“三北”防護林建設進行的這次科學總結，為日后森林培育重點工程積累了經驗。1989年，長江中上游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啟動，林業領域的“四大體系”建設工程基本成型。
同時，人民群眾參與植樹造林的熱情越發高漲，主體更加豐富多元。1990年婦女節，全國“三八與綠色工程”新聞發布會召開，宣布從這一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三八綠色工程”活動，動員全國億萬婦女積極投身到種樹、種草、種花以及各項防護林建設的活動中去，為加快國土綠化進程貢獻力量。
此外，植樹造林工作得到更多的物質支撐，得以可持續、大規模地發展下去。 1990年5月29日，世界銀行董事會討論并通過了中國國家造林項目，由國際開發協會提供3億美元信貸，用于建設98.5萬公頃速生豐產用材林基地。
植樹造林工作得到國際認同。1991年的世界糧食日，林業部和聯合國糧農組織共同在北京舉行了植樹和慶祝活動。聯合國糧農組織為了表彰中國政府在林業方面取得的成就，向中國政府頒發了植樹造林銀質獎。中國植樹造林工作得到世界新聞媒體的報道。
總之，1988-1998年間的植樹造林工作，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影響力，取得了豐富的理論和實踐成果，不僅在當時將全國各地的造林滅荒工作推向高潮，更為植樹造林工作的后續開展在組織、保障、宣傳等方面提供了模型。
市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我國木材及其他林產品的流通，主要依靠國家計劃實行統一調撥、統購統銷，市場概念非常薄弱。
而1979年之后，林業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其中便包括對木材流通體制的改革。1985年開始，國家首先對南方一些集體林區取消木材統購，開放木材市場，允許林農和集體的木材自由上市，實行議購議銷。此后，國家在木材流通中又逐步取消了大部分指令性計劃和木材價格的“雙軌制”，除一些地區制定木材收購最低價以保護林業生產者利益外，木材流通基本上推向了市場，購銷雙方直接交易，價格隨行就市。
從90年代初開始，林業為適應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加快了改革步伐。林業部門明確提出建設林業兩大體系的目標，實施林業分類經營，對森林資源實行資產化管理，實行林價制度，建立森林資源經濟核算體系和企業內部商品化交換體制，推行“三段式”改革（即在森林資源管理、木材采伐和木材銷售之間建立企業內部的經濟結算制度，實行商品交換）等。這些政策制度進一步推動了林業市場化改革進程。
例如，實行林價制度就是為了促進林業市場化、實行森林資源資產化管理而進行的一項重要改革。其目的是為了體現國家對森林的所有權，林業企業對森林資源實行有償使用，實現從無償撥交變為購買使用。
新《森林法》更明確規定：包括用材林、經濟林、薪炭林在內的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也可以依法作價入股或者作為合資、合作造林、經營林木的出資、合作條件。這種法律規定為市場經濟條件下森林資源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有序流動（如青山、活立木交易）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也將促進林業市場的發育。
為促進市場機制運轉，此時林業領域還推行了許多激勵措施。比如，1991年1月17日，國務院下發《關于研究解決森工企業困難問題的會議紀要》，決定在增加投入、調整經濟政策、減免稅收、理順管理體制等方面對國有林區森工企業實行重大扶持政策。隨后，國家稅務局發出《國家稅務局關于東北、內蒙古林區原木減稅問題的通知》，對東北、內蒙古國有林區森工企業生產的原木暫按5%的稅率征收產品稅。
在種種努力之下，我國林業產業市場在這一階段實現跨越發展。1991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在東北、內蒙古國有林區組建四個企業集團，開啟林業領域集團發展先河；1993年，我國第一個國家木材和林產品交易市場——北京（國家）木材和林產品交易市場正式成立，林業市場走向更加透明、公開、現代的階段；1996年，我國林機系統第一家上市股份公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一批在市場競爭中表現優異的中國林業企業接連涌現，中國林業市場更加活躍。
科技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要發展市場經濟，實現由粗放生產向集約生產的轉變，提升生產效率和森林資源的利用率，強化林業產業科技支撐是題中應有之義。
1990年4月30日，全國林業科技工作會議在武漢召開。會上明確提出了“科技興林”的任務和措施。同年7月12日，林業部印發《林業部科技興林方案（1990-1995）》和《林業部關于加強林業科學技術工作的若干政策性意見》。中國林業產業內部刮起了一股勇于創新、實事求是的科研之風。
首先，林業科技體制改革大力開展，科研機構活力增強，人員結構更加合理。 1989年后，科技、計劃、財務、生產四位一體的林業科技成果轉化運行機制開始實行，科研立項辦法演變為招標制、合同制。1995年“科教興國”的口號響徹全國后，林業部又出臺了“穩住一頭、放開一片”的林業科技體制改革新措施，明確了各級科研機構的方向、任務，大力推進了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技術開放和產業化工作。通過改革撥款機制，增加了籌集科技基金的渠道。通過改革領導體制，實現黨政分開，促進民主和規范化管理，科研機構活力增強。同時，改革使科技人員數量和結構得到調整，趨向精簡、分明的合理態勢。
其次，林業科技研究平臺建設加強，為林業科研提供基礎條件。為了配合科技體制改革，加強林業應用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研究，林業行政部門注重加強實驗室、工程中心及野外生態系統定位站等科研平臺建設，組織建成了一批重點科研平臺。同時，建立了一批試驗示范區，為開展研究、加速科技產業化發展提供了練兵場。
再次，貫徹實施《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林業高新技術和基礎科學研究發展迅速。《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于1988年組織編制，是一項面向21世紀的科技長遠發展規劃。林業首次被作為一個獨立行業編制于其中。《林業中長期科技發展綱要》圍繞“林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一項產業，又是公益事業”的總體要求，提出了短周期工業用材林定向培育和高效利用技術、生態林業工程技術、現有森林資源經營管理和保護技術、木材深度加工和高效利用技術、森林植物資源多效利用研究、軟科學在林業科學決策和現代化管理中的應用研究、林業應用基礎研究等7項科技戰略目標、重點領域和關鍵技術。除了國家科技支撐項目外，林業部門還在這一時期組織或參與了許多其他高新技術研究和基礎性研究，取得豐碩成果。
國際交流與合作廣泛開展，大批國外先進技術得到引進。這一時期，通過多種渠道爭取資金，林業科研和推廣機構購置了大量的先進科研測試和推廣實驗儀器，并邀請國外咨詢專家進行講解。同時，為林業科研人員提供大量的出國培訓和短期考察機會。
最后，將林業科技成果推廣應用放在首位，狠抓科技成果轉化和下沉。《林業科技興林方案》明確指出，科技成果推廣應用是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關鍵環節，是當前科技興林的首要任務；1993年，林業部科技開發服務中心成立；在1995年召開的全國林業科技大會上，將大力推廣應用先進適用的技術為加速林業發展提供強大的科技支撐擺在首位。通過多年摸索，林業系統提出了包括政府驅動、項目工程推動、自主轉化以及合作開發等在內的多種模式用于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到1998年底，全國共有縣級以上的林業科技推廣站2428個，經林業部或國家林業局正式命名掛牌的試驗示范區51個，形成科研推廣示范網絡。
林業標準化工作、專利保護工作等也持續開展，我國林業科學技術管理體系基本形成。
持續
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十年間，還有一件大事，即確立了可持續發展戰略。
20世紀80年代初，聯合國大會便曾向全世界發出呼吁：“必須研究自然的、生態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確保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國際會議中心隆重召開。會議討論并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關于森林問題的原則生命》等重要國際性公約，并充分肯定了“可持續發展”戰略。
中國政府積極參與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各項工作。會議結束后，中國為履行大會提出的任務，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開發署、環境署的支持下，先后完成了多項重大戰略和政策研究項目。當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的指導中國環境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中國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第一條強調的就是“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從此，在全世界醞釀了數年之久的“可持續發展”概念正式進入中國林業系統視野。
1992年以后，中國政府先后提出了中國環境與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和一系列對策、方案和計劃，指出了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目標和任務，可持續發展戰略逐步確立。其中，由林業部于1995年制定的《中國21世紀議程林業行動計劃》可看做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細化。
《行動計劃》明確指出：走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林業是重要的基礎產業，肩負著優化環境與促進發展的雙重使命，在社會可持續發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緊扣環境與發展的主題，《行動計劃》還規劃了中國林業發展的總體戰略目標和對策，勾畫了中國林業走向新世紀的宏偉藍圖，成為制定我國林業中長期發展計劃和促進中國林業整體發展的重要指導性文件。
1996年，林業行政部門在北京舉辦了林業可持續發展培訓班，提高林業產業從業人員對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認識，并組織開展了林業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和評價體系研究，編制《中國林業可持續發展國家報告》。全國林業系統積極落實報告精神，在生態建設、資源保護、開發綠色產業等方面不斷發力。
總而言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影響極為深遠，從那時起直至今日，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中國林業產業有序推進的宗旨。
生態
1994年12月，林業部在合肥召開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會議全面總結了近年來林業改革、建設的成功經驗和基本做法，客觀分析了當前林業工作面臨的形勢，明確了“九五”林業發展的基本思路，提出了建立比較完備的林業生態系統和比較發達的林業產業體系的奮斗目標。這不僅是林業發展的新思路，而且是實現林業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由粗放型經營向集約型經營轉變的戰略選擇。
會議進一步指出，建立比較完備的林業生態體系，就是要突破目前我國林業生態建設局部、分散、整體效益不高的狀況，實現我國林業生態體系的系統化、配套化。一是抓住重點生態工程建設，構筑林業生態體系框架；二是抓面上的造林綠化，豐富林業生態體系的內容；三是抓森林資源的保護管理，鞏固生態體系建設的成果。
自生態體系建設概念提出以后，黨中央各級領導干部始終高度重視。江澤民、李鵬等領導同志都曾就生態建設作出重要批示，并對生態建設作出高瞻遠矚的全面部署。隨后，林業部積極響應號召，成立環境保護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對外稱野生動物和森林植物保護司環保處。
在重點生態工程上，長江中上游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沿海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防沙治沙工程、太行山綠化工程、平原綠化工程、黃河中游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珠江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淮河太湖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遼河流域防護林體系建設工程都是在這一時期審批、啟動的。此外，這一階段還孕育出我國的天然林保護工程。各類重點工程呈井噴式爆發，不僅在數量上較改革開放后第一個十年大大增加，更在內涵上由山林、平原擴展到沙地、河流。
在綠化美化環境方面，這一時期的森林覆蓋率大大提升，城市公園建設、古樹名木保護等工作持續開展。特別是對于華北、西北等地區，“三北”防護林有效阻擋風沙，遮天蔽日的沙塵暴不見了，人居舒適度顯著提升，人民幸福感大大增加。
在森林資源保護管理方面，實行采伐許可制度，嚴防亂砍濫伐，加強森林公安職能。1988年林業部印發《關于加強林木采伐許可證管理的通知》，標志我國邁入實行全國統一的林木采伐許可證制度的新階段。同年12月5日，林業部頒發《東北、內蒙古國有林區森工企業試行采伐限額計劃管理的決定》，我國開始實行采伐限額計劃管理，隨后幾年內，采伐限額計劃管理在全國范圍內盛行起來。對于涉林違法違規行為的處理也更加完善、有力，林業部為森林公安下發代行行政處罰權，森林執法的威懾力大大增強。
招商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此為綱領，我國加快了市場化進程。根據《決定》的精神，林業系統積極探索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林業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明確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林業的方針政策，確立了林業在生態環境建設中的主體地位，提出了建立林業兩大體系的奮斗目標，實施分類經營改革措施。
此后，我國林業招商引資迎來機遇期。
首先，林業領域出臺了一系列有利于開展商業活動的政策舉措。
1993年在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上，林業部提出：“走有中國特色的林業建設道路，更多地增資源、增活力、增效益，更快地綠起來、活起來、富起來。 ”
1995年8月，國家體改委和林業部聯合頒發《林業經濟體制改革總體綱要》，提出了林業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和任務。林業改革的重點是逐步開展分類經營，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產業政策，建立森林資源林政管理和森林資產監管、運營并重的管理體制，建立現代林業企業制度，建立布局合理、規則健全、管理有序的林業市場體系，建立經濟、法律、行政手段相結合的林業宏觀調控體系。
總體來看，這一時期的林業經濟管理體制進行了多項重大變革。比如，開始重視利用經濟杠桿來管理林業經濟，逐步減少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輔之以法律手段，使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在廣大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各山區、林區認真執行“三定”方針，調動了廣大群眾生產積極性。在農村，出現了大量林業專業戶和新的經濟聯合體。在國營林業企業中，經營自主權擴大，落實生產責任制，由單一經濟決策改變為國家為主體的多層次的經濟決策，調動了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木材以商品形式進入市場流通，林業市場開始發揮調節作用。集體林區取消木材統購，開放木材市場，變統購統銷為議購議銷。林業市場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開始發揮基礎性的調節作用。國家林業管理部門，更多地運用行政、經濟、法律等手段，綜合地對林業建設進行宏觀調控。我國的林業經濟管理體制，日益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
其次，林業領域投資路徑得到擴展，山區、鄉村也開啟招商模式。
如，在一定程度上放開一些地區的使用權。1994年，林業部在山西呂梁地區召開拍賣宜林“四荒”（荒山、荒坡、荒溝、荒灘）地使用權研討會，總結交流各地拍賣“四荒”的經驗，研討有關政策措施，討論修改《林業部關于集體宜林“四荒”拍賣的規范意見（討論稿）》。林業部副部長祝光耀主持會議并對拍賣宜林“四荒”地使用權工作提出十項原則。
為了促進山區經濟發展和群眾脫貧致富，從1996年開始，在國有財政信貸的支持下，各地積極推進以林業為龍頭的山區綜合開發，鼓勵和吸引社會各方面力量，以多種形式參加山區開發和興辦綠色產業，改善山區生態環境，帶動群眾脫貧致富。
事實證明，這些招商引資手段起到切實作用。到20世紀末，我國已經建立114個山區綜合開發示范縣，山區林業綜合開發取得明顯成效，人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
傳播
改革開放后，黨和政府對信息資源的利用和信息制度的建設高度重視。早在1984年9月，鄧小平便提出“開發信息資源，服務四化建設”的響亮口號。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在黨的文件中首次闡述政務公開的理念。從此，信息公開特別是政務公開的相關建設在我國開展起來。
為了響應國家號召，全國林業系統迅速布局，力圖打造更加開放透明的信息發布與社會協商對話機制。特別是1995年4月11日，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批復同意成立林業部宣傳中心和林業部信息中心后，全國林業宣傳工作和貫徹落實工作都有了抓手。在林業部宣傳中心和信息中心的推動下，植樹造林等重點工作為人們所熟知，我國林業工作獲得更多的社會美譽。同時，市場與政府的溝通也因此更加方便快捷，各類招商引資、投資風口事宜能夠在第一時間傳達到各地區各企業間，大大促進了林業產業發展。
為了提高宣傳效率和覆蓋面，更好地適應林業產業發展情況，1998年1月1日，《中國林業報》更名為《中國綠色時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報名，足可見國家對于林業宣傳工作之重視。《中國綠色時報》改版發行后，在國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為我國林業領域宣傳和輿論引導立下了汗馬功勞。創刊當日，《中國綠色時報》即在第一版顯要位置刊發151位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簽名的《行動起來，拯救黃河》呼吁書，疾呼社會各界以實際行動拯救黃河。由此，以《中國綠色時報》為首，我國林業產業領域刊物呈現出以社會效益為前提、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并重的發展特征。
《中國綠色時報》主管或主辦的各類刊物，也始終秉承著報紙創刊時的理念，對林業產業發展殫精竭慮、創造積極影響。比如，本刊自今年加入《中國綠色時報》這個集體后，便始終堅持為社會和人民服務，為林業發展、扶貧攻堅、高質量發展等國家重點工程服務，為林業企事業單位更好發展而服務，及時發布政策信息和國家林業產業動態，助推林業產業轉型升級。
此外，我國在這一時期更加注重林業資料編纂工作。1997年12月31日，林業部通過會議決定，編纂出版《中國林業五十年》。這本書填補了對建國來我國林業發展史料的空白，更開辟了林業領域編年體傳記的先河，此后，以這種形式出現的資料文檔越來越多，林業領域的宣傳工作擴展了時間維度。
協作
林業產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民生產業，是涉及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多個門類、多種產品復合產業的集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林業產業發展迅速，基本保持著與國家經濟總量的同步增漲。從家居、紙張到建筑材料，林產品的身影無處不在，在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我國林業領域的內涵不斷豐富，1988-1998這十年間，林業產業已細分為很多專業領域，大而全的領導十分困難。加之“政企分離”制度的貫徹落實，政府和企業之間急需一個潤滑劑的角色，各類林業行業協會便應運而生。
所謂林業行業協會，是介于政府和產業組織之間的角色，是林業產業和林業企業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林業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位置，決定了林業行業協會存在的重要意義。從國外經驗來看，作為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市場之間聯系環節或者橋梁紐帶的中間組織、行業協會的發展，不僅有利于政府、經濟主體、市場之間的溝通，以便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更加科學和高效率，而且有利于建立一個公平透明的經營環境，促進整個產業有序、健康的發展。
業界普遍認為，我國全國性的林業行業協會大多成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自1993年中國竹產業協會成立以來，我國林業行業協會蓬勃發展，如今已經成為一支不可小覷的力量。有人統計，僅截止到十年前，我國便已有全國性林業行業協會16個，主要集中在家居、造紙、竹木產業和林業機械等領域。省級林業行業協會310多個。其中，與生產類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林業行業協會占到總體數量的90%，與服務流通類相關的林業行業協會占到總數的10%。
與此配套的是，林業行業協會的協作職能得到了擴大和細化，專業委員會數量也不斷增加。1993年后，我國林業行業協會的工作手段和方法的信息化、現代化水平始終在逐步提高，建成了自己的輿論陣地，推動了自身領域的發展。
基于這一階段協會工作的經驗積累和總結，我國于新世紀又涌現出一批優秀行業協會。其中，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便是一家。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是由國內從事森林培育、林木種苗、林特產品采集加工、木材生產、人造板、林產化工、木漿造紙、林業機械、森林旅游、森林食品和藥材等國有、集體、民營、股份制、合資的生產、經營、科研、教學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個人自愿組成的非營利性的行業性社會團體。聯合會的具體業務由國家林業局歸口管理。作為一家覆蓋范圍廣、專業能力強、影響規模大的行業組織，其宗旨是，按照國家關于林業建設的方針政策，組織協調全國林產品生產、加工、貿易等企業單位，開展國內外林業產業相關技術、信息合作與交流，規范行業行為，維護行業利益，促進行業發展。縱觀其發展歷程，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始終服務會員企業、服務政府、服務社會，充分發揮了聯合會的橋梁和紐帶作用，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中央領導、民政部領導、國家林業局領導及各會員單位的一致好評，被民政部授予4A評級殊榮。
總而言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林業行業協會相互協作的年代。這些協會的建立與發展，長遠而深刻地影響著林業產業的經濟格局和未來走向。
意氣風發
生態文明推動中國林產大突破
（1998-2008）
林改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當以生態文明為標志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成為大勢所趨時，綠色發展便成為當今產業變革的方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產業變革，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
在我國林業發展歷程中，集體林的產權落實問題一直是相關制度改革的焦點。據統計，我國有集體林地25億多畝,占林業的半壁江山。但由于產權不明晰，經營主體不明確,集體林業發展出現了“三難”：造林難、育林難、護林難。因此，改革集體林權制度勢在必行。
人們普遍認為，通過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才能“山定權、樹定根、人定心”，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民發展林業，不僅有利于為增強林業競爭能力提供支撐和手段，更有利于帶動農民增收致富，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改善生態環境。
歷史上，我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經歷了土地改革時期的分林到戶、農業合作化時期的山林入社、人民公社時期的山林集體所有統一經營階段、林業“三定”階段。而從2003年開始,我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進入新的全面深入的階段。
是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決定》明確要求，要進一步完善林業產權制度，而首當其沖的是集體林權制度。有人認為，這是近20年來黨中央頒發的關于林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在進一步完善林業產權制度的要求下,規定分包到戶的責任山,要“保持承包關系穩定”,同時要“加快推進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在明確權屬的基礎上,國家鼓勵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權的合理流轉,各種社會主體都可通過承包、租賃、轉讓、拍賣,協商、劃撥等形式參與流轉。
而在《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發布之前，福建武平被選擇為改革試點，并取得初步成功。2003年4月，福建省出臺《關于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次月該工作便在全省推開。隨后，江西、遼寧等省按照中央林業決定精神，亦紛紛加入集體林權制度改革行列。
這次改革，從明晰產權入手,將集體林地按照人頭平均分配到戶,在保證所有權歸集體所有的基礎上,既將經營權、處置權和收益權分配給農戶,又明晰了產權,確立了林農的經營主體地位，真正實現了“明晰所有權,放活經營權,落實處置權,確保收益權”,給予了林農真正意義上的物權。其中，福建省把集體林所有權和林地使用權明晰到戶,建立以林農為主體的微觀市場經營主體,放活山林經營權,落實林業經營者對林木的處置權,確保林地經營者的收益權。江西省的改革內容則主要包括:明晰產權、減輕稅費、放活經營、規范流轉等。
在這些實踐基礎之上，國家林業局先后于2005年4月、6月發布了《2005年工作要點的通知》和《國家林業局關于繼續深入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的意見)等重要文件,指出了要“深化林業分類經營管理體制改革”,探索森林生態效益市場化的途徑和模式，建立起“產權歸屬清晰、經營主體到位、責權劃分明確、利益保障嚴格、流轉順暢規范、監管服務有效”的現代林業產權制度。
此外，當時國家林業局還推行了一系列促進林改貫徹落實的舉措，如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快林權登記發證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依法進行林權登記發證，推動建立全國第一家林業要素市場，促進林農林地經營權公開拍賣，等等。2006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了加快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要求,將其視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抓手和載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了要加快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同年的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上,國家林業局正式提出,要堅持把林業改革作為“十一五”時期林業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作為加快林業發展、推進新農村和新林區建設的突破口來抓,全面推進各項林業改革。從此，林改成為一項功在千秋的持續性工作。
這一時期的林改工作，無疑為林業產業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全國各地大力發展以林木種植、經濟林培育、竹藤花卉、野生動植物繁育利用等為主的林業產業,建立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支柱產業,涌現出一批林業經濟強縣,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農民增收和社會就業。
家居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和國家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我國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住宅面積得以擴大，家居行業發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變化。回顧30年的歷程，可謂“一路風雨一路歌”。中國家居業從傳統的手工業發展成為具備相當規模的現代工業化產業，出現了一些具有國際先進水平的家居明星企業和家居配套產業，家居市場呈日益擴大之勢，中國的家居工業在國際家居生產、技術和貿易中已占有一定地位。
我國家居行業發展，關鍵節點便在1998-2008這一時期。20世紀初，個人購房代替單位購房，成為了市場的主流。這一變化表明，房地產行業正式成為市場經濟的一部分。此后，國家先后推出一系列舉措，刺激了房地產及相關裝修、家居市場的大爆發。
首先，中國家居品牌不斷發展壯大，進出口貿易額節節攀高。1998-2008年這一階段，我國開始從單一的以OEM模式向海外輸出中國制造，轉向國內企業不斷收購海外品牌，借勢布局。這一時期，隨著中國中產階級新興市場的擴大，中國人的品牌意識和消費能力都有所提升，曲美、大自然、顧家等在本土盈利的老牌企業都將視野擴展到了海外。同時，家具行業進出口貿易額頗為可觀，據統計，僅2006年，中國家居出口額便超17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
其次，產品升級，服務升級。改革開放40年，百姓生活中的“三大件”不斷變化。家居產品日益與國際接軌，客廳硬邦邦的椅子不知何時變成了柔軟舒適的沙發，臥室里冰冷的床板也在時代變遷中換成了厚厚的床墊，壁紙、瓷磚、地板……這些更符合現代生活的產品不斷涌現，一大批相關企業發展起來，并在世界范圍內取得關注。同時，本世紀初，消費者開始青睞“集成家居”的模式，安裝、美化、質保等服務的價值凸顯。
再次，家居銷售渠道發生重大變化。70年代，從公家申請到憑票供應，買家居“難如上青天”；80年代，家居產品進入百貨商場和展銷會，渠道成本頗高；90年代，家居賣場和家居品牌獨立店風行國內，有了固定售賣網點，家居行業更加偏向“體驗”；新世紀初期，以居然之家、紅星美凱龍為代表的家居賣場成為消費者購買相關產品的主要渠道。人們普遍認為，2000年前后，中國家居市場迎來了黃金10年，呈現井噴式發展。
最后，國外家居品牌進駐中國市場。1998年，宜家家居進入中國，首選城市為上海，國外相關企業第一次叩響了中國家居市場的大門。國內產品“走出去”，國外設計“引進來”，家居領域國際合作交流書寫新篇章。
“入世”
2001年初冬，伴隨著卡塔爾多哈世貿部長級會議上的一聲槌響，世界貿易組織向中國張開了懷抱。中國融入自由貿易的國際舞臺，改變了自己，影響了世界。中國成為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參與者、堅定維護者和重要貢獻者，從那時到現在17年的時間軌跡，勾勒出中國不斷擴大開放、與世界同行的時代印記。
入世使中國經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林業對外貿易也享受了入世紅利。中國林業產業由此迎來了新一輪的跨越式發展。
中國林產工業協會顧問張森林曾說：“入世給中國林業產業帶來的好處，怎么評價都不為過。”
2001年起，中國林業產業從全球產業鏈的低端出發，以“跑龍套”的配角身份，用Made in China的高效和勤勉，將國外的技術、中國的勞動力和開放的全球市場三者有效結合，取得在過去林業人想都不敢想的成就。
2006年之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由逆改順，如今已成為林產品出口大國，松香、人造板、木竹藤家具、木地板產量躍居世界第一，林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世界第二。目前林業對外貿易市場出口國家和地區占到與我國有貿易往來的國家或地區總數的93.8%。
入世以來，中國林業產業獲得了更加廣闊的對外貿易成長空間，走出了一條以開放促改革、以開放促發展的道路，完成了從世貿組織的新成員、參與者到推動者的角色轉變，站在新高度的中國林業產業以自己的努力重塑了和世界的關系。
悉數中國地板品牌企業，大自然、世友、久盛、生活家都剛好誕生于2001年，和入世的時間重合，這并非偶然，這些品牌企業的成長軌跡正是入世10年中國林業產業黃金10年的發展縮影。正是入世的競爭與機會激發了中國林業企業的內在動力和活力。隨著入世之后市場舞臺的擴大，機會的增多，中國林業企業的經營理念也在發生著變革，從小打小鬧到做大做強，從單腳跳到雙腿跑，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中國林業產業充分分享了入世帶給中國的紅利。
雖然林業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并非一帆風順，但面對“不順”的態度卻在不斷改變。入世前，每當遭遇“洋官司”，國內企業不知所措，基本無人應訴。入世后，越來越多的企業從怕規則、不熟悉規則，轉為掌握規則、善用規則，應訴率已經上升到90%。以林業產業國際維權的突出代表深圳燕加隆公司為例，為應訴國際巨頭，自主研發核心技術，從被動應訴到主動反擊，已經取得國際貿易摩擦7戰7勝的戰績。
鼓勵與扶持企業走出去的戰略政策只是林業對外貿易政策之一。入世之后，林業對外貿易政策也跟隨國家整體貿易政策逐步調整，邁向建立開放的、符合WTO基本規則的、具有中國特點的自由貿易管理制度。
對于入世之后政府部門的角色定位也相應發生了改變。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深化，企業主導外貿發展模式將替代過去的政府主導外貿發展模式。在政策制定和調整過程中，充分調動市場主體——企業的積極性，政策調控只是起到補充、引導市場的作用，而不是凌駕于市場之上。這在客觀上要求我國貿易政策的中心和重點，將主要向微觀主體、微觀環境的塑造方向轉移。
沒有因讓出一塊“蛋糕”而丟掉機會，市場發展空間反而變得更大；沒有在入世后的競爭中不堪一擊，產業活力與競爭力反而變得更強。這就是“林”字招牌為入世17年交上的完美答卷。
出口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林業產業順應國際經濟一體化、國際貿易自由化潮流以及世界林產品需求日益增加的趨勢，不斷壯大和發展自身生產規模，增強和提高自身技術水平，使中國林業產業的生產和供給能力顯著提升，林業產業的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林產品對外貿易也隨之擴大。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在增加林產品進口的同時，中國向其他國家出口的林產品在數量、品種、質量上都有巨大提升。以膠合板為例，其出口總量從1997年的43.8萬m3猛增至2004年的430.6萬m3，將近翻了10倍。林產品出口不僅可為中國創造可觀的外匯儲備，增加人民收入，分擔就業壓力，同時可為森林生態建設提供資金保障，是構建健康、完備的林業產業體系的重要環節。
這一階段中，我國林業出口貿易由逆轉順，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中占據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國林產品貿易品種多達1068個，主要包括原木、鋸材、膠合板、木制品等。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林產品出口總額為712億美元,同比增長13.74%。
此外，1998-2008年，我國林業領域出口產品再次擴容。松香等傳統型產品穩固創收的同時，木制家具、膠合板、干鮮菌等具備技術含量的再加工產品受到國際市場的青睞，在全球市場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可以說，這一時期的出口貿易中頗蘊含著轉型升級的趨勢，這與當時國內社會、文化、經濟、技術發展既為結果，又成為促進其進一步發展的刺激因素，為日后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提供了重要基礎。如今，依托于“一帶一路”倡議,我國林業產業正在加快結構優化調整步伐,精加工產品貿易規模迅速擴大。
但是，隨著國際貿易經濟競爭的加劇，如何創新林產品貿易發展模式、進一步實現林產品貿易出口轉型升級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二十世紀前后的這段經驗證明，優化我國林產品出口貿易環境、優化林產品貿易結構、積極拓展林產品貿易出口利潤空間缺一不可。同時，要加大林業產業科研投入力量，培育林產品競爭力，以此跨越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增強我國林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走綠色、低碳發展之路。要發展多元化林產品貿易出口方式，依托新興市場，促進我國林產品國際貿易持續健康發展，不斷提高我國林產品的國際知名度。要不斷推進林產品國際認證體系建設，增強我國在林產品國際貿易中的話語權。
展會
隨著我國林產會展行業市場的國際化，以及我國林產會展企業的日趨成熟，林業重點綜合展會已成為全國林產品和林業高新技術集中展示的重要平臺，企業合作交流的橋梁，發揮了林業產業助推器和新引擎的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會展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并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增長。在國家的“十二五”規劃中，會展行業被列為了國家的5年規劃，在服務業體系中的地位獲得了提升。
我國林業產業不少優秀展會都是在本世紀初涌現的。比如，中國北京國際門業展覽會便創立于2002年，當時只有幾十家企業參展，展會面積也僅僅3000多平方米。
這一時期，由于國民經濟、服務業整體得到快速發展，林業會展的成長速度頗為耀人。創歷十年后，中國北京國際木門展覽會規模已達到11萬平方米，與會觀眾近10萬人次，參展企業近千家，邁入世界頂級大型展會的行列。
專業展會對相關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是深遠的。這一時期積極參與中國北京國際木門展覽會的TATA木門、重慶星星木門、天津龍甲木門、吉林兄弟木門等，紛紛創出了品牌，成為一家家注資百萬、千萬，資產過億，分公司遍布全國的大型企業。可以說，這些企業正是與林業會展共同成長起來的。
其實，1998-2008年這段時間，對于林業產業會展來說正是黃金機遇期。首先，高速發展的市場經濟帶來巨大的信息缺口，買賣雙方都急切需要一個途徑進行溝通交流，因此無論是參展方、采購方還是普通消費者，參與展會活動的愿望都是非常迫切的；其次，這一時期有諸多宏觀上的經濟刺激因素，比如加入世貿組織等，不斷為展會規模擴大增添動力，使展會發展勢頭久久不息；最后，最具競爭性的互聯網技術方興未艾，網絡購物尚未成為主流，3D模擬技術亦不成熟，還構不成流量分流的威脅，會展可謂“一家獨大”。
發展至今，全國的林業產業展會中有規模、有一定影響力的專業化展會大概有十幾個。我國每年舉辦各類林產品交易博覽會100多個，其中4個展會是由原國家林業局會同黑龍江、山東、浙江、福建省人民政府主辦的國家級林業重點綜合展會。
蕓蕓展會之中，中國國際林業產業博覽會，即林博會地位特殊。林博會是經由國務院批準，原國家林業局主辦的規格最高的林業產業展會，創立于2007年，每四年舉辦一屆。林博會作為貫徹落實中央林業工作會議精神、展現我國林業發展新面貌新成就的林產品貿易與交流平臺，甫一成立便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贊譽。以“展示產業成就、檢閱產業隊伍、擴大交流合作、推動轉型升級”為宗旨，林博會通過豐富的展覽、貿易活動和新穎的展會設計，全面展示了林業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成果和深刻的森林文化內涵，為世界開啟了觀照中國林業的窗口，為中國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商機。
倚靠市場繁榮搭建會展平臺，借助平臺力量提速林業產業。林業產業展會經過黃金時期的沉淀，將更具備反哺市場、擴大消費的能力，為加強對外交流合作，促進林業產業轉型升級貢獻獨特力量。
升級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林業轉型升級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到1985年，這個階段是以伐木為主獨木支撐的產業林業階段，是超伐木材的時期。超負荷大力度的開采資源，給林區留下了嚴重的資源赤字和生態赤字。
第二階段是1985年—2000年，治危興林的階段，撫育山林資源、發展替代產業成為各地工作的重點。
第三階段是“兩期”天保工程階段。1998年長江流域和松花江、嫩江流于發生特大洪災，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在云南、四川等12個省（區）國有林區開展天然林保護試點。2000年國務院批準了國家林業局、國家計委、財政部、社會保障部上報的《長江上游、黃河上游地區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實施方案》和《東北、內蒙古等重點國有林區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實施方案》，天保工程一期全面實施。當時，工程范圍包括17個省（區）、直轄市的734個縣和163個森工局，工程實施期為2000年到2010年，工程規劃總投入962億元，規模極大。目前，兩期天保工程已經走過15年，主要是立足于林業的生態恢復和補償，發展生態林業。
總體來看，三個階段體現出我國林業產業整體趨向，即由單一向多元、由粗放向集約、由利用到保護、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變，林業產業的內涵不斷深化，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概念日益凸顯。特別是第三階段天保工程的實施，是我國林業以木材生產為主向以生態建設為主轉變的重要標志，具有里程碑意義。這一時期林業產業升級的內容包括但不限于：
森林資源實現恢復增長。天保工程實施后，累計少伐木2.2億m3，減少森林資源消耗3.79億m3，森林面積不斷增長，森林覆蓋率不斷增加，林木蓄積凈值大增。林業產業的原生資源越來越豐富，可持續發展道路充滿希望。
林業產業基礎性建設工作頻頻推進，成為保證相關職工收入、提高社會效益的重要途徑。這一時期，國家加大對林業產業的投入力度，國有林區職工平均工資增加了一倍還多，基本養老、醫療保險等福利待遇也得到系統落實，林業產業重要工程成為脫貧抓手，維護了林區的社會穩定。
多種經營方式得到探索。林業從業者廣泛開展林果采集、林下種植、養殖、森林旅游等多種經營形式，森林山莊、休閑垂釣、良種育苗基地等一批短、精、快項目被發展起來，初步實現了資源優勢向經濟優勢的轉變。同時，林業產品品牌檔次提高，高附加值種植業和養殖業得到推動。
作為最大規模的綠色產業，林業產業時刻處于加速轉型發展的需求之中。從1998到2008，林業人在產業升級道路上苦練內功，為增強自身競爭力，謀求進一步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礎。
產業
林業產業涵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其中，第一產業主要包括林木培育和種植、木材采伐和運輸、林產品采集等，第二產業主要包括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業等，第三產業主要包括自然保護區管理、野生動植物保護、森林風景名勝區管理等。
林業第一產業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基，是保障國家生態安全、建設美麗中國的生態產業，也是農民最適應最熟悉的具有巨大綜合效益的綠色產業。林業第一產業自新中國成立后便蓬勃發展，千禧年后，因天保工程等生態建設項目的實施，產業發展重點由開發變為保護，更加符合科學發展和生態文明的觀念。林業第一產業開始更加重視提高造林和森林撫育補助標準，完善相關金融政策，種植珍貴樹種，研究杜仲、山桐子（油葡萄）、元寶楓等果材兩用樹種，發展中藥材等林下經濟，等等。
林業第二產業是綠色產業的主體，是培育生物質材料產業、生物質能源產業、生物制藥產業、生物肥料產業、生物農藥產業的搖籃，是具有巨大開發潛力的生物產業。1998年后，不斷擴大的國內、國際市場，日新月異的林業技術創新，促進林業第二產業進入前所未有的機遇期。竹纏繞復合材料技術的突破，為把竹產業培育成戰略性新興產業開辟了美好前景；石墨烯、乙酰丙酸生產技術的突破，為將森林生物質變為高附加值的生物質材料開辟了廣闊前景；農林生物質氣化多聯產技術的突破，為生物質發電和生產生物碳基肥、生物農藥找到了有效途徑，特別是生物炭基肥的大規模生產和使用，將成為我國已退化土地實現逆轉的起點；生物提取技術的突破，為我國振興中醫藥、生產保健品展示了難以估量的發展前景……
林業第三產業是當前發展最快的綠色產業，是最具活力的旅游康養產業，也是能夠讓億萬農民走上富裕之路的森林標志產品產業。林業第三產業主要包括兩大塊，第一塊是生態旅游休閑產業。全球旅游業已經保持了70年的高速增長，在全球旅游業高速增長中，中國旅游業是發展最快的，在中國旅游業高速增長中，生態旅游業又是發展最快的。特別是隨著森林康養的興起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我國的這一產業仍將處于黃金發展期。第二塊是森林生態標志產品產業。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正在組織實施國家森林生態標志產品建設工程，打造無重金屬污染、無農藥殘留、無抗生素、無激素的“四無”產品，這項工程的實施，可以讓林區無數的優質林產品和大市場連接起來，可以讓全社會能夠買到真正的優質的健康的森林生態食品，可以使小規模的優質林產品變為大規模的優勢支柱產業。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來，我國已從世界上林業產業最落后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世界上林業產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我國林業產業產值已從1994年的1337.5億元增加到2017年的7.13萬元，23年增加了52倍。未來，我國的林業產業一定會更加興旺發達，我國的綠水青山一定會成為金山銀山，我國的廣大鄉村一定會走上振興之路。
信息
進入21世紀，社會與經濟發展表現出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世界進入了一個信息化時代。“信息化”已經成為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以及一個行業綜合實力或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我國林業產業經歷了從粗放式經營到集約式經營，再到現代林業產業建設的三大跨越，其中，信息化建設是我國建設現代林業產業的重要標志。
我國林業部門從80年代初開始使用DBMS進行生產管理,采用的是局部引進,局部消化的方式。80至90年代末,原林業部在1992年設立信息中心，開始了信息化建設的點滴積累，提出了“數字林業”建設目標，建立了森林資源數據處理系統(DPS)、森林資源管理信息系統(MIS)、森林資源決策支持系統(DDS)、林木良種管理信息系統、主要經濟樹種在線查詢系統等。
經過數年沉淀，“數字林業”建設進展順利，林業信息系統已覆蓋全國,基于“3S”技術的森林資源、造林綠化和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防沙治沙等林業重點工程建設的現代化林業管理體系正在逐步建立。尤其是提出了“精準林業”的概念，即盡可能的應用現代高新技術對有關林業生產、經營管理、戰略決策過程中的自然、經濟和社會信息進行收集、存貯、傳遞、處理、分析和利用，建立包括林業數據庫、森林資源管理信息系統、森林資源核算信息系統、地理信息系統、決策支持系統、專家系統、模擬模型系統、計算機網絡、遙感系統、全球定位系統和遠程通訊等一體化、智能化、數字化的現代林業技術體系，而這一切都必須依賴于信息技術。
2008年，中國林業產業2008-—2009年度中國林業產業信息服務座談會暨《中國林業產業》雜志編委會召開，此次會議貫徹落實2008年初國家林業局黨組提出的抓好政府林業產業網、中國林業產業信息網絡、辦好《中國林業產業》雜志和頒布《中國林業產業發展報告》四個信息服務平臺的戰略構想，發揮行業協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于信息服務方面的橋梁紐帶作用。同時分析了全國林業產業面臨著新的形勢和任務，闡述了新時期開展林業產業信息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今，現代信息技術已經成為了實現林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標志。信息化的發展以其極強的滲透力和催化力，對各個行業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林業產業發展既需要發展經濟，又要加強現有資源的保護，因此對林業產業信息化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這兩方面都需要現代信息技術來支撐。只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建立起林業資源監管系統，解決好“資源分布在哪里”的問題，才能保證對現有資源的宏觀調控。再者，改變林農貧窮落后的狀況，關鍵的一條就是要大力發展林業產業信息化，解決好農民獲取信息困難的問題。農民迫切需要先進實用的林業科學技術，需要了解消費需求、供求走勢等市場信息，提高生產經營水平，增強發家致富能力。
宣傳
原國家林業部部長高德占在一次全國林業宣傳工作會議上說：“林業宣傳是林業各項工作的第一道工序。”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林業經過四十年的發展，森林總量成倍增長，生態環境迅速恢復，秀美山川的愿景正在逐步變為現實，生態文明目標也正一步一步向我們靠近。取得這樣的成就，除了全國人民在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指引下真抓實干外，林業宣傳工作是功不可沒的。
例如，我國開展長江中上游防護林工程建設時正是因為首先抓了宣傳，才使得這一工程得以順利實施并取得了國家投資少、造林質量特別好、國土綠化成果特別大的突出成就。
宣傳林業首先要研究林業。要緊緊圍繞林業的中心任務，把握林業發展各個時期的特征，在宣傳形式上不斷創新，突出重點，追求宣傳的最佳效果。要沉下去，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活動。要辦好林業報刊。林業大量的信息需要傳播，僅僅依靠黨報黨刊是不夠的，應該有自己的傳播渠道，林業報刊就是傳播林業信息的主要媒體，是引導社會輿論的重要平臺，因此辦好林業報刊非常重要。
在這樣的思想引領下，2004年1月，《中國林業產業》雜志應運而生。
《中國林業產業》雜志是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主管，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中國綠色時報主辦的林業產業月刊，以“第一時間報道林業產業政策、全面介紹中外林業產業動態、客觀反映業界聲音、努力推動業界科技進步、引導和促進林業產業發展”為宗旨，是林業產業政策導向的風向標、展示林業企業風采的平臺、了解國內外林業產業信息的窗口。
自創刊伊始，《中國林業產業》雜志始終以行業發展為己任，殫精竭慮為林業產業鼓與呼。一方面，雜志服務領導，忠誠反映林業領域的重要文件精神，為林業產業系統內及時播報大事小情，為各企事業單位提供政策指導；另一方面，雜志成為林業產業相關企業的益友，積極為企業朋友提供形象展示的空間，搭建其與有關部門的溝通橋梁。
風雨兼程中，《中國林業產業》雜志經歷了種種變遷，最終形成了今天包括紙質刊物、新媒體、視頻媒體在內的全媒體傳播矩陣，實現了量級傳播，蜚聲業內。從這本雜志的發展歷程之中，便可見得千禧年后林業宣傳的聲量。
這一時期，林業宣傳的內容都十分豐富，突出以下四個重點：一是普及林業知識，全國各地出現了一些林業科技知識刊物，致力于將林業實用技術傳授給廣大林業生產經營者，指導和幫助他們適地適樹、科學經營。二是傳播生態文化，促進林業的生態功能和價值逐步為社會所熟知，使關愛自然、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促進全社會進一步樹立生態保護意識、綠色發展意識、可持續發展意識，形成綠色、低碳、環保的生產生活方式。三是實施輿論監督，披露違破壞林業資源、擠占挪用林業資金、不作為和亂作為等典型案例，要建立涉林輿情預警機制，及時發現輿情、處置輿情，并在案件查處和輿情處置工程中推進工作，改進作風。四是弘揚行業精神，謳歌林業建設成就、樹立行業先進典型，進一步弘揚行業精神，提升行業形象。
總之，這一個十年間，我國林業宣傳格局基本實現，告別了從前摸著石頭過河的狀態，形成較為穩定的林業輿論傳播模式。
組織
一個成熟健康的社會，應該是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等多種力量協同發展、良性互動的。只有政府、市場和社會組織三類主體，發揮自身優勢，合理分配公共管理職能，才能實現社會公共事務協調管理，促進社會和諧、可持續發展。
在各類專業協會的運營基礎上，改革開放后的第三個十年里，林業產業力量更加壯大，涌現出幾家綜合性的、極具影響力的社會組織。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便是其中翹楚。
2007年8月，中國林業產業協會應運而生，2010年更名為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利用自身獨特優勢和條件，在承接政府轉移職能、完善產業政策、加強行業自律、發展綠色產業、服務會員企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漫漫歷程中，聯合會承辦第一次全國林業產業大會，創造性地起草首部《林業產業政策規劃》，編輯出版第一本《林業產業發展指南》；支持會員企業跨國維權，使其成為我國第一個贏得“337調查”訴訟的林業企業；舉辦首屆中國森林生態產品成果展，搭建生態產品展示的“舞臺”……每件林業產業大事的背后，總少不了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的身影，匯聚著行業協會的心血和努力。
從林業企業單打獨斗、各自為戰到組織引領企業、產業集群“抱團”發展，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以其行業協會的責任與擔當助力林業企業乃至整個產業實現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跨越。
針對企業競爭力不足，行業協會為企業“量體裁衣”，通過組織“中國林業產業突出貢獻獎”和“中國林業產業創新獎”的評選，從品牌培育、文化建設、技術創新等多個方面為企業引航指路；面對市場“話語權”缺失，行業協會挑起制定并完善行業標準的“大梁”，搶占先機為企業做好“后勤保障”；為避免政府與企業交流不暢，行業協會充當“傳聲筒”，上傳企業訴求，下達政府相關扶持政策，實現了政企“無縫”對接；為更好地回饋社會，行業協會通過發起“中國林業產業誠信聯盟”、組建中國森林產品標識機構和森林認證機構等舉措，倡導林業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把更多更好的森林產品貢獻給人民。
行業協會的作用是顯著的，影響是深遠的。在行業協會的積極作用下，一批叫得響的林業品牌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在行業協會的修訂完善下，林業相關產業彌補了缺乏行業標準的空白，產業發展從此更有規矩、有方圓；在行業協會的溝通服務下，政府及時傾聽到企業呼聲，各項惠企政策緊鑼密鼓地出臺施行；在行業協會的倡導引領下，林業企業凝心聚力，用高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反哺社會，迎接新的挑戰。
任重道遠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創輝煌
（2008-2018）
貿易
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走出去”的步伐更加有力。
全球最大的戰略管理咨詢公司——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公司的一項調查表明，中國80%的領先企業已有海外經營業務或者正在進行海外投資。在這80%的領先企業中，林業企業占比不少。
2012年9月18日，原國家林業局與國家開發銀行簽署了《開放性金融支持林業發展合作協議》，拉開了“十二五”期間金融資本扶持林業企業“走出去”的序幕。根據協議，國開行將通過發展速生豐產用材林、工業原料林、特色經濟林和林下經濟等各類基地建設項目，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森林旅游業發展，扶持林產品精深加工，建設國家級林產品加工貿易示范區和重點林產品流通市場建設等六大領域，重點支持加快實施林業“走出去”戰略。
早在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就先后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至此“一帶一路”有了綱領性文件。在許多林業人的眼里，這項大國戰略的落子布局充滿無限商機和挑戰。
“與狼共舞”，有人這樣形容參與國際貿易的中國林業企業。的確，面對歐美企業這些國際貿易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中國林業企業一直處于被動的弱勢地位。
對中國林業企業而言，各類貿易壁壘是企業邁不過去的“坎兒”。隨著世界各國對環保“門檻”設置的逐年提高，不少企業因為缺乏相關資質而在國際競爭中敗下陣來；一些社會責任意識差的企業甚至做出了“出格”的事，對中國林業企業整體形象造成了負面影響。再加上中國林業企業缺乏相應的技術、資金支撐，想要在國際貿易中發聲著實不易。因此，重塑中國林業企業國際貿易話語權就顯得尤為重要。
“十二五”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入，中國林業企業境外林業投資合作模式不斷創新，中國林業企業“走出去”呈現多元化發展趨勢。目前，中國境外投資林業的企業達130多家，林業對外投資存量達13億美元，在俄羅斯、非洲、東南亞、美洲等國家和地區，都能看到中國林業企業從事木材采伐、初加工及木制品、家具制造業的身影。
對中國林業企業來說，“十二五”期間與以往不同，林業企業“走出去”的最大變化在于合作方式的變革。中國林業企業由過去單一的粗加工及采伐向精深加工、物流、貿易一體化轉變；由過去企業直接投資購買或租賃森林資源向收購、合資合作、資本運作、戰略聯盟、股權置換等多種合作方式轉變。
2014年11月7日，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國際投資貿易促進會正式成立，從“走出去”“引進來”“話語權”三方面著手，幫助企業“對癥下藥”，解決“水土不服”的難題。中國林業企業如今已“走出去”，但能否在國際貿易中站穩腳跟，要靠企業自身努力。“走出去”是為了更好地開闊視野，是為了與國際接軌“引進來”，林業企業只有下好“走出去”這盤棋，林業發展的步伐才會更加穩健，國家貿易中才會有更多的“中國聲音”。
集群
在中國林業產業發展壯大的歷史進程中，產業集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要促進我國產業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級先進制造業集群。
產業轉型，集群先行。
改革開放以來，依靠低成本、低價格等比較優勢，我國林業產業集群在世界產業發展格局中成功實現了由弱到強的歷史性飛躍。作為中國首個也是唯一一個木地板之都，南潯的發展似是中國林業產業集群演變的一個縮影。南潯“六大中心”為集群發展重新定位，品牌輻射力由單一領域擴散到全行業。2010年11月，中國林產工業協會將第一個沒有前綴的地板之都稱號授予南潯，“中國木地板之都”的榮譽意味著南潯地板產業集群的輻射力將由實木地板行業擴散到整個木地板行業。
整合資源最重要的是要加大聯合重組的步伐。據悉，在南潯集群內部，有科學合理的分工，小企業主抓單一品類品種，做專、做精，龍頭企業發揮其資金、技術、人才、品牌等方面的優勢，通過“一大帶多小”的模式，聯合同行業相關企業，加強行業內的資源整合。
近幾年，我國林業產業集群如繁星一般遍布全國，為各地林產經濟發展打下強心針。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局長張建龍曾總結道，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林業進入了歷史上發展最快的時期，在加強生態資源保護的同時，各地積極發展綠色富民產業，形成了五大林業產業集群，中東部、兩廣地區成為人造板生產中心，東北地區成為森林食品和森林藥材主產區，東南沿海成為花卉產業和家具制造業主要基地，西北地區成為經濟林產品生產基地，西南地區成為森林旅游密集區。
而各省在國家林業行政部門的布局和領導下，均打造了獨具特色的產業集群。
比如，黑龍江省共引進林業產業大項目256項，現已初步形成木材加工、家具制造、森林食品、造紙、木質能源、森林濕地旅游等六大產業集群。2014年，全省林業總產值達到1800億元以上，連續五年保持20%以上快速穩定增長。林業全產業主營業務收入預計突破1500億元，同比增長20%以上。
比如，河南省大力推進林業結構調整，形成規模種養、就地加工、產銷銜接、品牌發展，著力打造一批“全鏈條、全循環、高質量、高效益”的林業產業化集群。在黃淮海平原和南陽盆地重點發展林紙、林板、木質家具、林木加工、花卉苗木、果品等產業化集群；在太行山區、伏牛山區重點發展林藥、生物質能源、核桃、果品等產業化集群；在大別桐柏山區重點發展林藥、生物質能源、油茶、板栗、茶葉等產業化集群。預計到2020年,超百億元林業產業集群將達15個。
比如，廣東省積極采取政策引導、示范引領、龍頭帶動等多種辦法，優化產業結構，做大傳統優勢產業，促進產業聚集和融合發展。依托資源稟賦，廣東省打造精深加工產業集群，積極培育一鎮一品，發揮重點產業聚集效應和區域產業競爭優勢，帶動林業產業集群式發展。目前，廣東省林業用地面積1.6億多畝，有林地近1.5億畝，森林覆蓋率為58.88%，活立木總蓄積量5.66億立方米。2015年，實現林業產業產值7150億元，連續第七年穩居全國第一。
責任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從鄧小平“不改革死路一條”的大聲疾呼，到習近平“將改革進行到底”的錚錚誓言，中國在困頓中踏上改革開放之路，又在接續奮斗中讓這條偉大的道路不斷向前，實現了從“追趕時代”到“引領時代”的偉大跨越。
在這股浪潮中，我國的林業企事業單位作為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要參加者,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企業自身除了從事經濟活動以實現盈利之外,其承擔的社會責任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
在促進生態建設方面，林業企事業單位積極回應感召，主動作為。目前，林業企事業單位已經成為造林綠化的主體之一，比如圣象集團有限公司和大自然家居（中國）有限公司提出、踐行的砍一棵樹、種十棵樹的承諾，廣西豐林集團提出的建設20萬畝人工林等等，都在為生態建設做貢獻。同時，各企業在生產過程中，也開始注重應用新技術以提高木材利用率，用最少的木材消耗創造最大的價值，生產綠色、環保的產品。
在帶動當地農民就業增收方面，林業企事業單位展現出獨特優勢和巨大潛力。特別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之后，林業企事業單位通過組織經營林地帶動林農致富，百姓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推動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
在生產優質產品、保障消費者權益方面，林業企事業單位不斷創新思路，更新技術，促進產品服務提升。2008年以后，林業企事業單位在生產研發方面下苦工，謀長遠，以發展集約經濟、保障生態建設為目的不斷優化生產流程，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在配套服務上跟隨體驗經濟大潮，更加重視用戶感受，“一站式”服務，如整體家居成為發展主流。
社會責任工作是一項持續的工作。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林業企事業單位在社會責任擔當方面還屬于起步階段。在新時期新形勢下，要從政府推進企業社會責任法制化進程，著力建立企業社會責任評價體系等方面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和擔當。林業產業相關各社會主體要在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行業協會的推動下，將社會責任融入企業發展戰略和日常經營管理，積極探索低投入、高產出的綠色發展模式，不斷推進誠信體系、質量提升與品牌建設和標準體系建設，開展各種社會公益活動，樹立林產工業企業的良好社會形象，把承擔社會責任納入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并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抓，在組織、制度和管理決策上建立保障體系，在人、財、物方面進行有效配置。
扶貧
消除貧困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受到廣泛關注。習近平總書記曾說：“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眾”，到2020年要全面消除現行標準下的貧困。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精準扶貧思想指導下，我國貧困人口每年減少1400萬，取得輝煌成就。結合當前貧困發生現狀，聚焦貧困人口集中的地區，林業產業各類主體憑借自身優勢，通過實施重點林業生態工程、選聘生態護林員、發展林業特色產業和林下經濟、開發森林旅游、加強科技支撐和人才交流等方式，實現了生態環境惡劣地區貧困人口增收致富，為打贏脫貧攻堅戰貢獻巨大能量。
2015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五個一批”扶貧開發戰略，明確“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的工作思路，要求加大貧困地區生態保護修復力度，增加重點生態功能區轉移支付，擴大政策實施范圍，讓有勞動能力的貧困人口就地轉成護林員等生態保護人員。
2016年6月，原國家林業局印發《國家林業局關于加強貧困地區生態保護和產業發展促進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通知》（林規發〔2016〕78 號），進一步對特色產業精準扶貧進行部署。《通知》提出幾項思路：大力發展經濟林，以適地適樹為原則，如重慶發展筍竹、李子，云南發展花卉苗木，山西發展沙棘，大棗、皂莢，四川發展核桃、藤椒，安徽發展石榴、葡萄、黃梨、香椿等，建成多個特色經濟林示范項目。同時扶持鄉村旅游建設，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將貧困人口向二、三產業轉移，實現穩定脫貧響應習近平總書記“要把扶貧開發與富在農家、學在農家、樂在農家、美在農家的美麗鄉村建設結合起來”的倡議，截至2015年，全國832個貧困縣中，僅國家森林公園、國家濕地公園等國家級森林旅游地就達到537處，分布在415個貧困縣，約占貧困縣總數的50%。
據統計，如今林業收入占到山區貧困人口純收入的20%左右，重點地區超過50%。原國家林業局對口幫扶的4個貧困縣的6.1 萬群眾穩定脫貧，減貧率達到36%。困難群眾兜里有錢了，心里也活泛了，紛紛投入林業領域重點生態工程建設、特色產業發展、生態旅游開發之中，補充了林業有生力量。
比如，在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惠及全盟26個蘇木鎮，94個嘎查，5096戶牧民，15413人，公益林區農牧民人均直接收益15000元左右。云南省“十三五”期間將依托退耕還林、陡坡地生態治理、天然林保護、濕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重點生態工程投入林業扶持資金476億元，工程建設補助為農民戶均增收一萬元以上。
新時代，新征程。
2018年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原國家林業局、財政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務院扶貧辦進一步行動，共同制定《生態扶貧工作方案》，部署發揮生態保護在精準扶貧、精準脫貧中的作用，實現脫貧攻堅與生態文明建設“雙贏”，力爭到2020年，組建1.2萬個生態建設扶貧專業合作社，吸納10萬貧困人口參與生態工程建設，新增生態管護員崗位40萬個，通過大力發展生態產業，帶動約1500萬貧困人口增收。
目前，我國仍有3000萬特殊困難貧困人口，林業扶貧作為脫貧攻堅主戰場，將立足已有成績，繼續發揮優勢，銳意進取，合力完成2020年實現現標準下全面脫貧的目標。林業作為脫貧攻堅戰的主戰場之一，在合理利用現有資源和實現未來可持續發展方面都將大有作為。
研發
2008年后，我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深度、廣度都前所未有。特別是中國高質量的科研產出，對全球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林業建設進入攻堅克難和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林業科技工作圍繞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和林業改革發展大局，強化應用，突出成果，在支撐生態建設、引領產業升級、服務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
到2017年，林業共取得重大科技成果4700多項，推廣林木新品種500多個、新技術1000余項，制定國家標準、行業標準661項，獲授權專利3659件，林業科技成果轉化率達55%，科技進步貢獻率48%，林木良種使用率60.8%。
為推動林業科技創新，原國家林業局強化頂層設計，成立科技創新領導小組，召開全國林業科技創新大會，出臺了《加快科技創新促進現代林業發展意見》《關于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支撐林業現代化建設的意見》，發布了《林業科學和技術“十二五”發展規劃》《林業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林業標準化“十三五”發展規劃》等專項文件。同時，實施了京津冀生態率先突破、長江經濟帶生態保護、“一帶一路”生態互聯互惠等科技創新行動，通過一系列舉措，更好地服務國家戰略、服務林業現代化。
科技創新有效提升了林業生態建設水平，推動了林業產業轉型升級，助推了林業扶貧攻堅，取得了一批豐碩成果：
退化地植被重建等天然林保護與生態恢復技術取得突破，為保護好占我國森林面積70%的天然林提供了技術支撐；
探索總結的低覆蓋度治沙造林理論與技術模式，基本解決了干旱半干旱區中幼齡林衰敗的問題；
松材線蟲病綜合防控技術日益成熟，松褐天牛高效引誘劑推廣面積達528萬畝，防控效果超過95%；
建立的森林資源綜合監測技術體系，實現了大范圍森林資源信息快速精準監測；
竹纏繞復合管技術在綠色材料領域取得重大創新成果，竹基纖維復合材料制造技術使竹材的工業利用率從50%提高到90%以上，產品遠銷美國、德國等46個國家；
農林剩余物熱解氣化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成套裝備國內市場占有率超過30%，并出口到英國、意大利等10多個國家；
人造板連續平壓技術打破國外壟斷，裝備價格降低60%；
木材改性增強處理技術取得新突破，有效改善了速生低質木材性能，產品附加值提高20%以上，選育出高產抗逆油茶新品種48個，良種示范林畝產茶油超過50公斤，油茶低產林綜合改造技術將油茶畝產由5公斤提高到20公斤以上，核桃優質高效栽培技術將核桃畝產由25公斤提高到98公斤；
為促進林區、沙區、山區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增收致富，國家林業局大力推進木本糧油樹種高產良種選育和豐產經營、林業特色資源高效培育、林下經濟動植物規模化種養和加工利用等興林富民實用技術推廣應用，轉化應用新技術新成果2200多項……
與此同時，林業科技重大前沿研究也取得新進展。我國林業科研單位先后自主發起并完成毛竹基因組測序，填補了世界竹類植物基因組學研究的空白；揭示了森林調控空氣顆粒物的作用和機理，明確了不同尺度植被對PM2.5的定量阻滯作用；攻克了高分遙感數據應用于森林、濕地和荒漠化監測等關鍵技術；創新了森林生物量測算技術，等等。
此外，林業國際科技合作開展更加頻繁有力。我國與全球環境基金建立了“干旱生態系統土地退化防治伙伴關系”，開創的土地退化綜合防治新模式，在中亞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推廣應用；成立了第一個秘書處設在中國的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竹藤技術委員會；主導制定了細木工板等4項國際標準和山茶等4項國際植物新品種聯盟測試指南，實現中國林業國際標準零的突破；面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組織培訓班103期，培訓100多個國家的林業技術和管理人員2800多人次。
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備、運行高效、支撐有力的國家林業科技創新體系。林業科技研發也必將一往如前，為中國林業獨秀世界增添原動力。
加工
中國在石器時代已以石為刃,刳木為舟,開始了木材加工的歷史。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木材加工行業得到統籌發展，在形式、手段、內涵等方面不斷改進。及至改革開放后的第四個十年，我國木材加工行業發展速度顯著加快，其增長速度大大超過整體制造業的平均水平。據統計，千禧年后我國木材加工行業產值年均增速達到25%，銷售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26%。2010年，木材加工實現工業總產值6744.25億元，占GDP的比重近2%。
首先，木材加工產品的形式更加豐富。近年來，木材加工產品已從原木的初加工品，如電桿、坑木、枕木等各種鋸材，發展到成材的再加工品，如膠合板、纖維板、刨花板等，從而使木材工業形成了獨立的工業體系。
其次，受國際資本大量流入的推動，中國木材加工行業迅速發展，產能迅速提高。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鋸材產量3722.63萬立方米；木片、木粒加工產品1873.51萬實積立方米；木竹地板產量達到4.79億平方米;；2010年人造板產量達到15360.83萬立方米，其中，膠合板7139.66萬立方米，纖維板4354.54萬立方米，刨花板產量1264.20萬立方米，單板產量為2724萬立方米，人造板表面裝飾板產量為2.95億平方米。
最后，我國木材加工產品的幾大主要類別，在出口貿易中基本處于增升態勢。2008年以來，中國林業產業總值每年以兩位數的速度遞增。中國木材工業呈現出投資主體多樣、產業規模擴大、產業聚集度提高的良好趨勢，已初步實現3個戰略性轉變：由利用天然林為主向利用人工林為主的轉變，由擴大生產規模的單一發展模式向擴大規模與節約使用并舉的復合發展模式的轉變，由利用一個市場、一種資源向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轉變。
如今，木材加工已成為一個穩定的工藝系統，專門化程度不斷提高。在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下，無木芯旋切、無膠膠合、無屑切削，以及木制品工業中應用柔性加工系統等的試驗研究，都預示木材加工技術將進一步發生重大的變革。
品牌
我國幾百年歷史的老品牌不少，但林業產業中卻少見老店身影。中國品牌經濟的發展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企業的品牌意識逐漸增強。而中國林業產業的發展落在其后，比如，家居品牌興起的年代就被定格在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
縱向來看，改革開放之后的1979 年我國政府開始恢復商標統一注冊工作，198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正式實施，中國的品牌經濟開始啟蒙。但在此階段，中國企業認為品牌只是一種識別商品的標記，對其缺乏足夠的認識。此時還未興起的林業產業也逃不出對品牌認識狹隘的命運，對品牌的理解也是一知半解。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家居業在興起的同時，品牌經濟也進入發展階段，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指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拳頭產品，創出我們中國自己的名牌，否則就要受人欺負。”當時，進入中國的跨國品牌非常之多，它們利用貼牌生產的方式向中國進行品牌輸出，并以此獲取豐厚利潤。與此同時，大批民族品牌在競爭中紛紛敗陣。這種反差讓企業認識到品牌的真正價值，認識到只有創建名牌才是企業發展壯大的根本出路。2003年至今，是我國品牌經濟的提升階段。這一階段，人們的消費水平提高，對產品的質量要求不斷提升，對各類商品品牌的認識也不斷加深。比如一批有口皆碑的家居品牌，就是在2003年以后產生的。
橫向觀之，林業產業的相關品牌分布有著明顯的區城性特點。還以家居行業為例，在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形成了以廣東、浙江、山東、江蘇、北京、上海等地為主的省級品牌強勢區，以青島、深圳、蘇州、寧波、杭州、紹興、溫州、泉州、佛山等為主的市級品牌強勢區和以順德、江陰、榮成、昆山、吳江等為主的縣級品牌強勢區。區域性特點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比如臨海的城市大多在歷史上就已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交通的便利更令其有著得天獨厚的發展優勢。譬如，在廣東中山、浙江東陽、福建仙游、廣西東興、云南德宏等地形成的以紅木為主的家具產業群。以林產工業為主的家居行業作為消耗材種的傳統行業，華東、華南和西南地區的熱帶季風型氣候，并具有海洋性氣候特點，全年氣候溫和濕潤，雨量充沛，適合樹木的生長，能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足夠的原材料。而且不難發現，一個地區的品牌建設力度與其經濟發展的快慢成正比。目前，西北成了家居行業發展的軟肋。
近些年來，我國林產企業品牌不斷壯大，但也存在不少問題。一是品牌保護意識薄弱。企業辛辛苦苦創立的品牌經過多年經營后，由于對知識產權的保護重視力度不足而被假冒、搶注的案例比比皆是。二是重產品銷售，輕品牌經營。許多企業熱衷于不斷開發新產品，卻忽略了對品牌方向的決策，缺乏對品牌運作的長遠規劃。三是品牌價值組合的不完善。在創造價值、傳遞價值、體驗價值這三個品牌價值組合中，企業往往忽視了最具親和力的體驗價值——服務。換言之，真正從消費者的需求出發，創建品牌價值的企業還屬鳳毛麟角。四是世界級品牌稀缺，我國林業產業品牌為此要更上一層樓。
因此，在品牌發展的過程中，林產企業必須立足我國品牌經濟的歷史與現實，找準方法將這些問題逐個擊破，從小事做起，以樹立百年品牌的長遠眼光去看待市場和消費者，爭取市場、行業、消費者的三重認可。
目前，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和中國林產工業協會，正在開展一系列舉措促進品牌建設，其中國家森林生態標志產品系統工程、中國林業產業創新聯盟、中俄木業企業家聯盟、林業產業團體標準和我們一直推動的林業產業誠信聯盟及社會責任報告等，就是我們打出的品牌建設組合拳。
服務
2008年以來，行業服務成為我國林業產業發展的重要體現和推動因素。其中，各類社會組織頗有作為，功不可沒。
這一階段中，無論是綜合性還是專業林業社會組織，無論是地方還是全國性協會，都在規范行業管理、完善產業規劃、協調有序競爭、服務林業產業又好又快發展方面做出了貢獻。
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等一批致力于服務保障林業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的組織，均誕生于我國林業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關鍵時期，承載著中國林業企業殷切的期望，承載著產業規范、有序發展的重任。各家單位嚴格按照國家林業主管部門的部署，緊緊抓好“服務”這個核心，充分發揮協會服務職能，為從事林業產業的企業和有志于從事林業產業發展的有識之士提供全方面、多層次、優質高效的服務。
特別是2012年以后，以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為首，林業產業服務更加系統化，能夠調動、統一林業產業多個子行業，構建產業發展藍圖，已成為國家林業局黨組抓產業的重要載體和主要抓手。
行業組織首先是林業產業信息的提供者。充分發揮行業發展的引導和引領作用，為會員單位提供動態及時的信息服務，實現信息對稱此享共贏,是林業行業組織的工作出發點。 2008年開始，林業組織開始在調研咨詢，信息統計、網站期刊等媒體建設等方面加強信息資源的匯聚與共享，宣貫解讀政府聲音，幫助輔導企業行動。
咨詢調研是中國林業行業服務的重要內涵。比如，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便會定期結合國家林業行政部門工作重點，圍繞林業產業熱點問題開展專項調研，開展針對企業的法律、技術、管理。市場等咨詢活動。據了解，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已完成調研項目有：“中國林業海外投資基本情況調研”“2008年度中國人造板產業和市場調研”“2008 年度中國木地板產業和市場調研”“中俄木材投資合作及貿易發展調研”等。
在信息統計方面，協調國家林業局有關部門，配合開展林業產業的情況普查，產值統計等工作；著手打造林業產業信息庫，與各省區,大中型林業企業建立交流信息，開展合作平臺。
在媒體建設方面，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加強林業產業網站建設，增加信息量，突出時效性。利用多媒體平臺打出組合拳，全面開展產業政策宣傳，為林業企事業單位發展提供引導，并擴大宣傳和增強會員單位的質量意識、發展意識和誠信意識，強化產業自律意識。
在企業與政府溝通方面，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協調國家發改委、財務、金融、稅收等綜合部門及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有關司局，探討建立由這些部門、協會和重點企業定期對話制度，及時反映企業、會員訴求，進行必要的政策咨詢、提出行業發展和立法等方面的意見和建議，及時探討解決存在的實際問題。二是建立會員綠色通道，進行高端服務，定期收集企業單位對政府的意見和建議,向國家林業和草原局及政府機構直接反映情況，并給予及時協調服務。同時，協會也會參與到國家林業局產業政策研究制定中來，參與制定制定修訂行業標準和行業發展規劃、行業準入條件等內容，完善產業管理，當好國家林業局政策制定的參謀。
在國際交流合作方面，林業行業服務始終強化引領作用，致力促使中國林業走向更全面更深化的開放。比如，中國林業產業聯合會一直積極采取“走出去，請進來”等方式加強國際往來，引領林業產業會員企業和品牌走向國際市場。同時，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產業“外交”工作，充分利用林業產業協會優勢，積極建立與非政府組織聯系，建設行業公共服務平臺，開展國內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此外，不少林業產業相關組織將協調解決國際間的貿易爭端作為一項重要工作，積極組織會員企業做好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應訴、申訴等相關工作，維護正常的進出口經營秩序，在對外貿易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成為“金牌配角”，肩負重任，致力服務，這便是新時代中國林業行業組織的最佳寫照。
旅游
森林旅游是人們以森林、濕地、荒漠和野生動植物資源及其外部物質環境為依托，所開展的游覽觀光、休閑度假、健身養生、文化教育等旅游活動。森林旅游是綠色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林業產業中最具活力和發展潛力的新興產業。
中國擁有極其豐富的森林旅游資源，加快發展森林旅游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任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需求，更是推進現代林業發展和旅游業升級轉型的強勁動力，實現興林富民和興旅富民的重要途徑。從1982年中國建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湖南省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至今，中國森林旅游不斷發展，取得豐厚效益。
特別是2008年以后，中國對外開放力度持續增強，為森林旅游進入到快速發展、全面提升階段提供了重要機遇。
首先，上層引領大大加強。原國家林業局強化與國家旅游局戰略合作，先后簽署了多項森林旅游戰略合作協議，成立了全國森林旅游工作領導小組，聯合召開全國森林旅游工作會議，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快森林旅游業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共同把發展森林旅游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啟動《全國森林旅游發展規劃》和森林旅游示范區標準的制訂工作。在海南的森林旅游工作會議上，原國家林業局更明確提出未來的工作方向：堅持統籌規劃、整體推進的原則，采取品牌引導、做強市場、規范管理、優化服務等措施，推進森林旅游的健康持續發展。力爭到2015年，年森林旅游人數達到8.7億人次，社會綜合產值達到5000億元；到2020年，形成以森林公園為主，濕地公園、自然保護區為輔的森林旅游發展格局，年森林旅游人數達到14億人次，社會綜合產值達到8000億元。
隨著政策的鋪開，森林旅游試點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2011年，海南省、重慶市武隆縣、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姜堰溱湖國家濕地公園和福建省浦城縣富嶺鎮雙同村等設立10個“全國森林旅游示范區”試點單位，力圖通過森林旅游示范區的創建，樹一方形象，創一方品牌，為全國森林旅游業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有關合作也不斷達成。仍是2011年，原國家林業局與海南省政府在海口市簽署《關于加快推進海南森林生態旅游建設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發揮各自優勢，共同推進海南森林生態旅游建設。海南“中國森林旅游實驗示范區”的正式誕生，為中央與地方、各地之間的森林旅游資源協調共享提供了重要借鑒。此外，江西省森林公園管理辦公室與中國旅行社總社江西有限公司、南昌贛鄱園林景觀設計公司簽訂《關于推動江西森林旅游發展戰略合作協議》，開啟森林旅游政企合作的先河……
總之，在上述努力之下，我國森林旅游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市場不斷開拓，行業管理不斷加強，社會經濟效益也不斷攀升。未來，隨著機構改革的步伐，我國森林旅游還將持續擴充內涵，將森林、公園、草原三者納入開發范疇，以森林康養、生態小鎮等多元形式，向全世界展現中國森林旅游業的蓬勃活力和絕對優勢。
發展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推進綠色發展”，成為建設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的強有力抓手。林業兼具生態、經濟、社會等多種功能，肩負實施生態保護修復、生產生態產品、保障林產品供給等多重任務，在推進綠色發展中具有天然優勢和不可取代的作用。
改革開放以后，黨和國家更加重視林業建設。在2009年召開的中央林業工作會上，就強調發展林業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重大舉措、建設生態文明的首要任務、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選擇、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同年9月22日，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開幕式上莊嚴承諾，提出了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森林方案，即在2005年基礎上，到2020年森林面積將比2005年增加4000萬公頃、森林蓄積量增加13億立方米（林業“雙增”）。
“十二五”以來，全國林業系統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部署，緊緊圍繞保護和修復“三個系統”“一個多樣性”，緊緊圍繞發展生態林業、民生林業，緊緊圍繞加快林業現代化建設，順應廣大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的迫切期待，忠實履行林業承擔綠色發展的歷史重任，為我國綠色發展、低碳節能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繼而，黨的十八大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適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新的形勢任務，林業肩負的任務更重，使命更光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是國家、民族最大的生存資本，是人類生存的根基，關系生存安全、淡水安全、國土安全、生態安全、物種安全、氣候安全和國家外交大局。強調林業建設是事關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性問題。森林是陸地生態系統的主體和重要資源，是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生態保障。
2018年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指出，發展林業產業，關鍵要走綠色發展之路。如今，良好的生態環境和豐富的綠色資源，已經成為各地發展的基礎和優勢。加強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全面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完成造林1億畝以上，擴大濕地保護和恢復范圍。攜手行動，建設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中國。
在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引領和實踐推動下，林業產業正在主動適應新常態、開辟新業態，大力發展特色經濟林、綠色食品、森林休閑旅游、健康保健等林業產業，加快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增強林業發展活力，為國家創造和積累生態資本和綠色財富，促進綠色富國、綠色惠民。
把“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成為中國林業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方向、理想和道路。
后記：
從林習尚 承載未來
——中國林業產業發展40年
有人詩云：“改革開放四十年，祖國昌盛喜連連。如今邁進新時代，經濟發展繼向前。”
改革開放的浩蕩浪潮，讓華夏神州在“歷史的一瞬”翻天覆地。滄海桑田，讓中國融入廣闊世界，讓世界發現新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林業產業也走過了不同尋常的發展道路。四十年來，我國林業產業建設的內涵不斷豐富，形式不斷變化，功能不斷拓展，效用不斷延伸。黨中央始終將保護和發展森林資源、改善生態環境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在世界上創造了森林資源增長最快的光輝業績，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文明發展之路。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林業沿著現代林業發展道路負重前行。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寬闊的歷史眼光和理論視野，結合國情、林情和林業建設的實際，對林業發展道路進行把握和分析。“窮山必有惡水，山清才能水秀；治水必須治山，治山必先興林”。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共識，國土綠化和生態文明建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塞罕壩用兩代人的青春和汗水見證了人類歷史上這一偉大奇跡的誕生。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幾代人的艱辛努力，我國林業實現了森林面積和蓄積量雙增長，林業為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振興作出了巨大貢獻。跨入21世紀，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越來越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關愛森林、低碳生活的行為養成，守護綠水青山、打造金山銀山的轉型實踐。我們以輝煌的成就和生動的實踐，印證改革開放是繁榮林業、提升生態文明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倡導生態文明是當今世界最具理想性的話題。生態文明的追求是人類自覺規避生存危機，選擇合理發展途徑，在人與自然關系的重新界定中尋求自我拯救的理性進步。這對于特定發展階段的中國更具有特殊意義。
黨的十九大報告在充分肯定“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的同時，指出“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進入生態文明新時代，要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更加明確和強化生態文明建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積極應對包括“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挑戰”在內的“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麗中國夢。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創新，為生態文明改造和提升工業文明、實現生態文明轉型、邁向生態文明新時代提供了價值理論基礎。
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當以生態文明為標志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成為大勢所趨時，綠色發展便成為當今產業變革的方向。站在新的歷史起點，我國正在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和美麗中國建設。順應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期待，推動產業變革，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生態、產業、文化三大體系同步建設，相互促進，和諧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精髓。數千年來，我國古人一直看重環境保護。據先秦古籍記載，早在夏朝便有這樣的規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略，以成魚鰲之長。”其大概意思是春天不能砍樹，夏天不能亂捕魚，這即所謂的“禹禁”。
夕與今，國與家，變與革，這些共同的記憶符號，讓時代篇章與變遷圖譜變得更加生動。沿著歷史發展的脈絡溯源追流，就能梳理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從哪里來、到哪里去的前進邏輯。這是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邏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變者，天道也”，為行大道、開太平，一代接續一代上下求索、革故鼎新，使中華文明綿延不絕。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必將為當代中國發展塑造新格局，開辟新境界，共創新未來。
編輯 201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