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企業減稅就得政府下決心少花
下有民間強烈的呼聲，上有國務院一再的要求，為企業減稅降負的事情卻有些干打雷不下雨的意思。為什么這么難？難就難在了一個“錢”字上面。
給企業減稅、增加政府支出、降低財政赤字三者猶如站在蹺蹺板上，想要保持平衡不可能同時站在一側。在2017年元月國務院召開的《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征求意見座談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要壓縮政府支出來減稅。
中國企業的稅負重不重？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剛剛吐槽說，中國制造業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后面就有媒體調查稱，福耀在中國的稅負只比美國高10%。
就算中國稅負只比美國高10%，那就不高嗎？
中國企業非稅負擔高不高？宗慶后（娃哈哈集團董事長）直言，“我們要交500多種費，今年（2016年）1到11月份，已經交了4000多萬了。”緊接著，財政部和國家發改委公布的調查核實結果顯示，娃哈哈2015年有支出數據的實際繳費項目為317項，與企業提供的繳費項目相差216項。
關于中國企業的稅費負擔到底重不重，相關各方的口水仗可謂是一場持久戰。為什么官方和企業對于稅費負擔水平有如此之大的認知差異，除了屁股決定腦袋的因素外，還有兩個經常被忽視的原因。
一是數據造假拉低稅收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值，掩蓋了真實的稅負水平。稅負占GDP的比重是衡量企業稅負水平最簡單的辦法。一些地區GDP數據造假，等于加大了分母，降低了稅收與GDP的比值，導致表面上的企業稅負水平低于實際水平。2017初，遼寧省第一次公開承認，在2011年－2014年期間，存在統計數據造假的現象。據媒體披露，遼寧一些地區數據注水量達20%－30%。數據造假問題，存在一定的普遍性，遼寧并不是孤例。從媒體報道可以發現，每年各省GDP相加的總和都是高于全國GDP數值。
二是偷漏稅情況普遍存在，讓企業平均稅負水平看起來不是很高。一些企業通過偷漏稅或尋租少交稅、不交稅，所有企業一平均，就讓整體稅負水平顯得沒那么高。但全額繳稅企業的稅負負擔卻相當沉重。官方說的是平均數字，而企業感受到的是自身情況，越是依法納稅的優秀企業越是感覺稅負重。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于，在市場不景氣、企業經營成本增加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是那些全額納稅的企業先挺不過去。
盡管為企業減稅降負已經成為共識，但由于對企業的實際稅負水平底數不清，各方面對于如何減稅，減到什么程度，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所以一邊是眼見著一些企業就要活不下去；另一邊卻是有關部門不急不慌，像擠牙膏一樣地一點點減。
降低企業的稅費水平為什么這么難？原因是稅費一減，政府財政收入就會減少，政府的錢袋子就會癟下去，政府就沒錢可花，政府的日子就不好過。什么公務員工資，政府項目投資，醫療、教育經費，養老、扶貧補貼，三公經費等都等著錢花，誰在那個位置上，都不愿意眼看著自己沒錢花。
但是，要想給企業減稅降負，勢必要壓縮減少政府支出。政府支出降不下來，為企業減稅降負就沒有空間。那么，哪些政府支出項目可以不花或少花呢？
在一些領域已經形成了騙補“產業鏈”
第一該減的是政府對企業的各類補貼。對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進行補貼，其初衷顯然是好的。不過，這種理想化的設計，在執行中卻出現了巨大的偏差。一個典型的問題是，幾乎凡是有補貼的地方就有騙補存在。新能源汽車是騙補的重災區，數十家企業參與騙補，總額達近百億元；在家電下鄉補貼的騙補名單中，一些著名企業赫然在列；黑龍江省對糧食加工企業的補貼，居然會發給一些并不存在的企業。更為嚴重的是，在某些領域已經出現了騙補“一條龍”產業鏈，國家補貼流入了騙補掮客、貪官和騙補企業的手中。
從企業收了稅，再補貼給一部分企業，這種作法怎么看都有些偏心。騙補等問題的存在，非但沒有發揮補貼的積極作用，反而破壞了市場秩序，導致不公平競爭。早在幾年前，就有一些家電企業的老總呼吁停止對家電下鄉的補貼，讓企業靠自己的實力去競爭。
第二該減的是政府項目投資。全社會一年創造的財富總和是固定的，政府拿走的多了，企業和百姓拿的就少了。近幾年來，稅收和財政收入的增速一直是大于GDP的增速，這表明政府拿走的越來越多，留給企業和百姓的越來越少。政府有錢投資了，企業就沒錢投資了，老百姓也沒錢消費了。刺激消費的前提是讓老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口袋里沒錢，怎么去消費。從投資效率的角度講，民間投資的效率通常都要高于政府投資。民間投資失敗了，損失的是老板自己的錢；政府投資失敗了，損失的卻是納稅人的錢。因此，與其政府收了企業的錢做投資，不如把錢留給企業讓企業自己去投資；也不如多給老百姓留點錢讓其去消費。
從根本上講減稅是一場革命式的改革
靠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法，導致了政府投資依賴癥的產生。這不僅加劇了政府投資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按照歐盟的標準，3%的赤字率已是財政風險的警戒線。社科院學部委員高培勇表示，2016年中國的財政赤字率名義上是3%，這只是一般公共預算赤字，并未考慮4000億元政府性基金赤字。渣打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丁爽根據2016年官方預算基礎數據，測算的一般公共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的合計財政赤字為GDP的3.8%。而若按國際通行口徑，中國實際財政赤字率還將超過3.8%。
第三該減的是三公支出。除了壓縮費用外，減少三公支出的重頭戲應當是大幅削減行政機構及其人員的數量。有人就要花錢，有人就要管事。國家給的錢不夠，一些機構和人員就會靠收費養活自己，也會有人通過尋租貪腐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此類的例子不勝枚舉。機構多、官多、權力多，是造成收費項目繁多和官員腐敗的根本原因。機構和人員減不下來，簡政放權的目標就很難實現。
簡政放權，減少經濟運行中的制度性成本，是釋放中國經濟活力增加中國經濟動力的正解。但因為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調整，必然會遭致龐大行政運行體系的抵抗，其難度可想而知。采取“贖買”的辦法，給公務員一些利益補償讓其從體制內退出，是實現改革平穩著陸的務實選擇。在實踐中，一些地方采取停薪留職或帶薪創業的辦法，讓公務員離職創業，是一種減少改革阻力和沖突的制度設計。那種既想改革，又不想付出成本的理想化思維是行不通的，反而可能會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價。
為企業減稅降負，中國的財富總量并不會因此減少。相反，由于留給企業和老百姓的錢更多了，民間創造財富的愿望和動力會成倍增加，民間投資減少的憂慮將不復存在。減稅降負需要政府理念和行為的變革，只要政府肯把原來由自己花的錢，留給企業和老百姓去花，就不愁沒錢給企業減稅降負。只是沒有項目可批，沒有補貼可給，沒有錢可花，政府似乎就變成了一個“空架子”。減稅降負的過程中，花慣了錢的地方政府，要渡過一個痛苦的失落期和寂寞期。
（本文作者：丁明豪）
編輯：201702
